梨园文摘：剧作家纪丁回忆戏剧家贾克和他女儿的爱情

更新时间：2025-07-11 05:52  浏览量：1

​ 我到文艺战线工作之后，也与山西文化局(现改为厅)的几位老局长相交甚好，相谈甚欢，在他们的心目中，我似乎太年轻。与一个小年轻人相交相谈，他们无需设防。其实我那时已经三十来岁，在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做团长，只是因为他们的年龄过大，大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我与这些老局长相识是在1979年举办的山西省庆祝建国三十周年的汇演大会上，大会的总结报告和王中青副省长代表山西省政府所做的总结，是出于我的笔下，在通过报告时，这几位老局长才认识了我。才把纪丁这个名字和本人对上了号，让他们惊奇的是往日许多剧评文章和这次三十周年戏剧汇演的总结报告，原来是这个年轻人所写的。从此，他们对我产生了好感，也喜欢与我相谈。很快到了 1982 年前后，这几位局长相继退了下去。退休之后我们相交的机会就更多了。因为每当星期日他们都知道我可能休息无事，总想与我见见、聊聊。我理解几位老局长此时的心态，他们人虽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但心里还常在惦记着文艺界的人和事。另外可能是多种因素。几位局长、副局长对我格外有好感、有兴趣。他们在未退休之前就与我交往甚多，退休之后交往就更多了。

见到贾局长的面还是在通过山西省建国三十年戏剧汇演总结报告兼王中青副省长在闭幕大会上总结讲话的讨论会上。尽管在会议前就由主持人刘江局长把我向到会的宣传部、文化局的十来位领导做了介绍，领导们认识我容易，我认识他们就难以对号了。况且我当时脑子里满满想的是我写的“大会总结”和“省长讲话稿”是否可以通过。如果通不过，汇演活动临终省长要做报告，这些不是要重新选人进行加班加点的再写，如到那时我的脸可往哪里放，我怎么能记住这个是某某局长，那个是某某局长，我当时脑子是高度的紧张，只求领导能通过我的文稿。

但在那次的通稿会上，贾克局长对我产生了很好的印象，起先是要将我调往宣传部文艺处的，贾局长得知后，向宣传部几经商量，强调专业人员才应当安排在艺术单位，便于让人家搞专业，留在领导机关不合适。将我要到文化局后，当时的艺术处处长薛麦喜急忙把我的人事关系留在了艺术处。他强调艺术处正缺这样又懂戏，又会写材料的人才。贾克局长管艺术处，也分管戏剧研究所，他指示把纪丁安排在戏剧研究所去，让人家一心一意去研究、去创作，行政干部，我们有的是。事后他每当见到我，总是说：“到了文艺界，就应当把专业放在首位，不管到什么时候，都要以专业为本。记住！最终验证一个人的成就是价值和他的专业。”

就在我安排在戏剧研究所不久，曾出现过这样一件事情，值得把它记忆下来。我认为，我也亲身体验过一个写作人在三十来岁的时候，精力充实是何等的充沛，创作和文采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一天我听文艺界的一个同志讲，说：“贾克的女儿在文革中插队时到了农村，后来就和农村的一个青年农民结了婚。知识青年返城时，她不忍放弃爱情、放弃婚姻、放弃家庭，就决心扎根农村，一生为农民。而贾克夫妇不但没有阻挠、反对，相反采取了支持的态度，当女儿家庭生活困难的时候，他还经常接济。”我不知当时讲故事的这个同志是什么心情，我听后心里酸酸的，忍住了眼泪。我被感动了，我决心把这个不为人知的故事写出来，让更多的人知情而感动。

抽了一个星期天的时间，我骑了一辆自行车，一大早去巡巡，我在晋祠附近的姚村，这个村是贾克局长二女儿插队落户的地方。我寻找到姚村之后，已是正午时分，我打听到她家的住处时，见大门紧锁着，我想屋里人可能去地里干活，还未回来。时我也有些累了，就在大门口随地坐了下来候等。没多大的时间，我看见村口一个男青年用自行车带着一个女青年，朝我这里而来。当到大门口时，他俩下了车，男的在停放自行车，女的走上台阶，一边开锁，一边看着我问道：“请问你是在等人吗？”我答：“是的，我找从省城来这里插队的曾”。开门的女青年应答道：“我就是！请进家里坐吧。”这时我才上下认真地打量了一下这位女青年，那瘦弱的身体，清丽的面容，怎么能与坚定插队在农村，决心当一辈子农民的形象也相连不在一起。她很谦和，待人热情，进院之后，他她先急急的搬了条凳子让我坐，然后又从屋里提出了暖瓶，为我倒好了一碗水，向我递了过来，说农村条件差，你只好受点委屈了。她得知我的来意时，她就给自己的丈夫说：“那只好由你去做饭了，就吃面，做起来方便。我陪这位同志聊聊。”

于是我们就聊了起来。

她说话轻声细语，言语表达非常准确， 她说：“”其实这样的事没有必要宣传，也没有写的价值。其实我作为一个高干的女人，嫁给了一个农民，并准备这一辈子在农村生活下去，这与政治没有关系。这只是在一个特殊的年代，我对自己的生活的一个选择，也算是命运的安排吧。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别说三十年了，可能再过十年、八年社会又不知怎样变化。而作为人，你必须跟着社会变化而变化。你既然来了，我向你叙谈叙谈也好。

在农村，光忙于劳动，叙谈的机会也少。接下来她向我较详细的叙述了她插队的经历，她的爱情经历，她在农村吃苦受累的经历，特别是当看到一个知识青年都返城安排了工作，而她是如何选择留在农村的经历。很显然她在叙谈中尽可能克制自己的情感，然而生活的磨砺和命运的风雨，不得不使她时而流出了泪水。

那天的午饭，我是在她家吃的。三个人都饿了，他丈夫给每人做了一个“海碗”的西红柿面条，外加一盘凉拌黄瓜，大家都吃的极香。趁吃饭时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她的丈夫，他长得并不魁梧，而是是满脸的慈善和说起话来的微笑，很使人感觉到他是个有趣的男人，善良的男人。

我返回太原之后，集中了两个晚上的时间，把报告文学写好，题目是《作家女儿的爱情》。

我对这篇文章很是满意，因为在文章的字里行间充满着人情，洋溢着人性。况且那时报告文学正是走红的时代。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写数学家陈景润的报告文学红遍了大江南北，几乎是家喻户晓。那么我把文章投给哪家报刊刊物呢？当时省城有几家刊物，但影响最大的是《山西青年》，这个刊物几乎面向全国发行。除刊物之外，他们还办起了函授大学，青年们都在追求一纸文凭，于是我就把稿子投《山西青年》副刊。《山西青年》的主编是杨忠，他看到这篇报告文学之后，极兴奋、极有兴趣，很快与我取得了联系，安排了责任编辑，当即决定就在当月刊物上发表。杨忠先生，不但是一位文学家，还是一位社会活动家，他后来调到团中央工去工作。文章未发表之前，他首先利用报纸、广播、电台做了大量的宣传舆论活动。致使当月的《山西青年》的定量大大的增加，在刊物发行时又增印了一部分数量。当《作家女儿的爱情》一发行，立即轰动起来。当然，最引起轰动的还是文艺界，因为文艺界对“作家”二字很敏感，对“贾克”这个名字极其敏感。似乎人人都买来或找来《山西青年》都看了，但评论的人却很少。在文艺界，我也很少听到什么反响和议论。

是从《山西青年》编辑部的编辑人们以及总编杨忠的口里不断的说出文章轰动了，一片赞美声！增加印刷几千本刊物全部卖出去了，读者来信还希望增印。他们给了我许多的读者来信，信上当然都是赞美作家的女儿，也赞美作家，当然也有人在信中为作家女儿的前途担忧，他们怕作家的女儿终生在农村落户，与农民为伴，会不会是场悲剧……。

我在同一办公室的李先生突然问我：“你写那篇报告文学时与贾克局长打过招呼没有？”

我说：“没有！”他又问：“文章发表后，你与贾局长见过面没有？”我又说：“没有”。李先生说：“那太不合适了，贾克局长毕竟是名人，是有影响的大人物，你不听听他及夫人的意见，怎么能行？万一贾局长及他们全家对文章有意见怎么办？万一文章给贾局长家庭产生了负面影响怎么办？”我感觉李先生说的话挺有道理，同时也给我心中增加了一种负担。于是我当天的晚上就带了一本《山西青年》向贾局长家走去，一路上我的心里是沉甸甸的。然而当我走进贾家的时候，贾局长及他的夫人李欣都用满脸微笑迎接了我，我还未等我开口，局长就以一个长者的姿态对我说：“你是为《山西青年》的那篇文章而来的吧，你应当早来，或许文章会写的更精彩。”贾夫人也说：“这几天宿舍大院都在看《山西青年》，也在议论这篇《作家女儿的爱情》……。”我当时不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面对着这样大的高级干部，面对着这样有影响力的著名剧作家，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只好说：“这篇文章与写作与发表，也没有提前向您们汇报，不知会给首长家里带来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吗？”贾局长摇了摇头说：“汇报什么！写作是你的事情，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只要真实，谁的女儿也应当写。再说社会是多方面的，有的向往着回到城市，有的愿意在农村扎根落户，都是在为社会做贡献。”贾夫人李欣说：“这次《山西青年》把这篇歌颂我女儿的报告文学，搞得响动这么大，文艺界肯定有些人要说东道西，不管这些事，难道我的女儿不是嫁给了农民？难道我的女儿不是落户在农村干革命……？”

那个时代还是后“文革”时代，人们还在认知和向往着“文化大革命”、“到广阔的天地去战天斗地”、“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所以贾局长以及夫人和孩子有这样的思想，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当时就是这样的社会认知，我就是这样的思想。

从后我与贾局长接触的就多了起来。有空闲时候，特别是他有空闲的时候，我就去拜访他。贾局长是一个严肃的人，他与我的交流叙谈，大部分都是谈创作、谈剧本写作、谈舞台艺术。可以说我在剧本创作上受他的指导、受他的教育、受他的影响是极深刻的。特别是在日常的工作和创作上，他也非常关照看好我。1986 年秋季，我为浮山县蒲剧团创作上演了《皇榜案》。那是我创作上演的第一部戏，尽管这部戏并非完美成功，但我心里还是十分高兴和喜悦的。剧团在当年的冬季来太原演出，而在演出过程中得到了贾克局长的极大支持。

当时他以文化局主管戏剧副局长和山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的身份为《皇榜案》开了座谈会。座谈会上，他还邀请了省城几位著名的剧作家发表了意见和鼓励。他还以个人的名义邀请了山西省作家协会几位著名的剧作家马烽、西戎、胡正、李束为、郑笃等来看戏，并一再向这几位作家介绍说：“这是个很年轻的人，没有什么创作经验，希望大家多多关照。”在后来的剧本加工和修改过程中，他似乎很仔细、很认真的帮助我、指导我修改了剧本。他一再指点我：坚持写下去，你既然入了这个行当，就要写作，写作，再写作！成功，成功再成功！如果贾克局长现在还在人世，当他看到我创作的成果时，他老人家应该是何等的高兴啊！

1982 年的时候，贾克的局长和其他几位老局长先继退了下来，但他仍以山西戏剧家协会主席的身份和山西省政协文化卫生组组长的身份关爱着我、帮助着我、支持着我。记得那年省政协组织文化艺术界的有关人士去南方开放城市参观学习。青年文艺人中，有两个名额。

贾局长就点名与决定由太原市实验晋剧团的著名演员郭彩萍和省直的我参加了这次活动。我当然既喜悦又感激不尽，这虽然是一个极平常的社会活动，却给了我一生创作历程中的动力。

此后在山西省剧协换届改选时，贾局长提议由我去接任剧协秘书长兼驻会副主席，后因文化厅安排我到山西省晋剧院任职，而我也愿意到戏曲艺术实践中去学习、深造、锻炼，他也同意和支持了我的选择。总之无论大事、小事，他都竭力对我进行关照和帮助，特别是他对我的戏剧创作尤为关怀。

到了以后的岁月中，贾局长慢慢的老了下去，身体又常常患病，还动过几次手术。他参加社会活动减少。特别不幸的是，他唯一的儿子在一次工作中因车祸而亡。他的身心是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从那以后，我就经常去家里看望他和他的夫人。我们聊天的内容似乎宽泛了一些，但谈的最多的是创作还是工作。

也就在这个时候，我专门去过贾局长的二女儿家里去一趟，就是在我的报告文学《作家女儿的爱情》女主人公。就因为此时我想起了她曾经说过的那句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些年过去了，她的父母亲已经过了古稀之年，那么她现在的日子过的怎么样呢？她在农村的生活状态又将如何呢？我本来可以在她的父母中打听到她的一些情况，但是几次欲问又止，不知原因何来。当我到了姚村的时候，经过改革开放的岁月之后，村貌大变了，作家的女儿的家貌也变了，家里住的房子已经旧貌换新颜，院子非常的宽敞漂亮，房子已由原来的旧土房变成了二层小楼。作家的女儿此时已成了中年人，她脸上多了欢笑，言语比过去也多了起来。她一见我就半开玩笑的对我说：“还是我们农民好啊，我们农民比城里人有土地。

改革开放后就在我家分到土地上修建起了大棚菜园，一年四季种菜卖到城里去，赚了一些钱，成了村里的种植大户。我家里还买了一辆大卡车，我丈夫跑去运输，今天他正好开车出去了。”

她很乐观，她很幸福，这使我心里一直说不清道不明的负担落地了。我祝贺作家女儿在农村过的更加的快乐幸福！

我与贾局长，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山西大一院的干部病房，他那时说话已经非常困难了，但他还是很费力的握了握手说：写作、写作、写作，再写作，成功、成功、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