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 | 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50—2000）

更新时间：2025-07-21 18:53  浏览量：1

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

（1950—2000）

王笛 著

大学问·中国城市史研究系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8月

《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50—2000）》导言

我之所以选择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成都茶馆作为探索公共生活的对象，是因为茶馆也如社会学家W. H. 怀特（William H. Whyte）在讨论咖啡馆时指出的，是一个“小的城市空间”。今天成都仍拥有超过其他中国城市的茶馆数量。像前现代时期中国社会中的大多数公共空间一样，茶馆仍是中国大众文化的一个持久性象征，在深远的政治变革、现代化及全球化之中继续发展。深入了解茶馆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角色，能帮助我们理解不仅是成都，而且是整个中国城市社会，以及中国城市社会与社会主义政治演变间的广泛联系。此外，对茶馆和社会主义下公共生活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这种微小城市空间和公共生活在20世纪下半叶是怎样转化的。

01

社会主义国家和公共生活

茶馆生活是成都公共生活的一部分。在这个研究中，我们将看到茶馆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为什么这种传统的、最基层的文化单位，在飞速发展的现代化以及面临其他各种公共空间挑战的情况下，继续焕发活力，甚至日趋兴旺发达。此外，以茶馆生活为着眼点，观察政治和社会的变化，我们将看到改革开放给公共生活的复兴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会，创造并促进了公共领域的发展。

本书考察20世纪下半叶的成都茶馆，试图回答：国家权力怎样介入小商业的经营？社会主义娱乐怎样在地方社会中建立？传统行会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最后怎样走向死亡？政治运动怎样改变了茶馆和公共生活？改革开放时期，茶馆是如何走向复兴的？公共生活怎样影响城市形象，国家和人民又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等等。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加深对国家机器下的成都公共生活和政治文化的理解，并从对成都的历史考察中折射出其他中国城市的共同经历。如下四个核心论点贯穿本书。

第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控制了城市公共生活的场所以及休闲活动的各种形式与内容。许多娱乐与大众文化的传统形式逐渐消失，因为它们不为“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宣传所认同。不过，虽然毛泽东时代在政策上对茶馆及其他公共空间实行严格限制，但公共空间、日常生活和大众文化有顽强张力，一有机会便会复苏发展。另外，国家政策也不总是一成不变，随着政治运动的起落，国家对公共空间和日常生活的控制也时松时紧。

第二，改革开放是公共生活的转折点，国家把重心放到发展经济上，减少了对日常生活的介入。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时，公共生活逐渐复苏并变得越来越自由，日常生活更多地被开放的市场和经济改革支配。在很大程度上来说，公共生活逐渐脱离了我们过去熟知的社会主义轨道。复苏后的公共生活与之前有了很大的区别，新兴商业文化对茶馆和茶馆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本土文化的代表，茶馆在全球化进程中也需要寻找适应自身发展的道路。

第三，毛泽东时代和改革开放时代并不截然分离，而是作为一个政治体系的两个阶段，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政策的延续性。周杰荣（Jeremy Brown）和毕克伟（Paul Pickowicz）在他们对1950年代中国的研究中指出：“改革开放时代的出版物对20世纪50年代早期有着积极的记忆，这两个时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并不只是巧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10月成立之后（以及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逝世之后）出现了农民进城大潮，私营工厂与国营大公司和平共存，教会和非政府的组织在共产党领导下运作，资本家和其他无党派人员支持共产党政权并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尽管有相似之处，但改革开放时代的发展方向与50年代是有区别的，即从国家紧密控制的计划经济，逐渐转向减少了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

第四，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国家也从未完全置身于社会和文化生活之外，它仍施加影响。国家不过是找到了新的更微妙的方式影响文化与娱乐。尽管新的消费文化无疑更多样化，但地方文化的特质越来越弱，呈现出千篇一律的同一性，这反映了统一的国家文化的胜利。这种国家文化可能被现代化、商业化及政府行为驱动。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有更多的自由前往公共空间并享受公共生活，但国家其实也积极参与到大众文化的创造之中。

02

公众、公共生活与政治文化

本书中的“公”与“公共空间”联系在一起。在晚清，人们常讨论“公众”（或“公共”）的问题，这与自发组织和“公共舆论”联系在一起，正如冉枚烁（Mary Rankin）、罗威廉（William Rowe）等美国学者在1990年代已讨论过的。在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和国民政府时期，“公众”在国家和地方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这时“公众”可能有若干意思，如媒体、知识精英、地方民众、各种社会组织等，与政府和官员相区别。1949年后，“公众”这个词变得越来越敏感。“文革”初，通常讲“群众”或“革命群众”，反义词是“反革命”或者“反动分子”。一定程度上，在革命话语中，“群众”（或“革命群众”）即积极跟随党和政府、参与各种政治斗争的大众。虽然“革命群众”在公共空间也有他们的“生活”，但都不是自发的，而是党和国家组织者推动的。随着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人们有了更多机会参与国家和地方政治，并形成了公众舆论，这种舆论甚至经常可以影响国家和地方政治。这样，“公众”返回到公共事务中，在政治生活和政治文化中起着重要作用。

中国研究领域对公共生活探讨甚少，但西方关于公共生活的研究已有深厚基础。R. 桑内特（Richard Sennett）在《公共人的衰落》（1977）中，把作为现代概念的“公共生活”视为一个人的政治生活，指公共服务、政治地位及选举等。但在前现代欧洲城市，桑内特认为公共生活是发生在公共场合的，即“家庭和密友之外”的“公共领域”，即他人所能看到的生活。R. 特雷克斯勒（Richard Trexler）的《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公共生活》（1980）有不同的着眼点，他考察了“古典的公共仪式”。他关于“公共仪式生活”的概念包括“边缘群体”的斗争，以及他们对“传统社会与仪式组织”的挑战。简言之，桑内特和特雷克斯勒对公共生活的限定可视为狭义的，而另一些学者采取更广泛的定义。

我所称的公共生活更接近桑内特的定义，即人们在家庭和密友以外的生活。相对于发生在家中和其他隐匿于公众视野的私人生活而言，我把公共生活看作每天在公共空间中发生的社交、休闲与经济活动。我所讨论的公共生活概念包含以下几方面：（1）人们在共享的公共空间中的活动；（2）在这些地方，人们对隐私没有期待；（3）人们的活动可由社会、休闲或政治原因驱动；（4）公共生活中的活动可被政治形势和政治文化影响；（5）自发日常的公共生活，而非国家主导的各种活动（例如国家组织的游行、集会、庆典等）。

《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50—2000）》英文版

The Teahouse under Socialism: The Decline and Renewal of Public Life in Chengdu, 1950–2000.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8.

在毛泽东时代，公共生活是“有组织的社会性”活动，强调“以国家为中心和官方意识形态”，强调“个人服从集体”。自发活动和不同的声音受到限制，而组织和宣传的活动处于统治地位。改革开放后，“在非官方的社会和空间领域，新的社会交往注重个性化和个人愿望”。公共生活和社会化的中心，从大规模国家控制的公共空间（诸如城市广场、体育馆、工人俱乐部等），转移到空间较小、商业化的区域。但在成都，茶馆仍处于中心地位，为各种人群提供各种服务，是都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都市变迁的见证。

通过对20世纪下半叶成都茶馆所展示的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的研究，本书讨论了中国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的转变。20世纪80年代，一些历史学家开始使用“政治文化”概念，例如L. 亨特（Lynn Hunt）的《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考察了“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并揭示了“政治行为的规则”，其中包括“表达和塑造了集体意图与行动”的价值观、期望与潜在规则。亨特认为，政治文化吸收了“革命政治行为的逻辑”与“实践的标志”，如语言、想象与姿态等。P. 伯克（Peter Burke）也看到了政治文化运作的不同范围。他指出这个概念涉及两个范畴：一是“政治态度或不同群体的理念”；二是“表达这些态度或理念的方式”。而我的研究将增加一个领域，即社会主义国家机器，它运作于具有各种理念的集团之上，并可直接利用其权力把政治文化植入日常生活之中。以茶馆为切入点，对1949年以后的中国公共生活进行研究，我们将对那个激进的、意识形态化的时代有更深入的观察。

在这项公共生活的研究中，我或多或少地采取了亨特对政治文化比较狭义的取向。亨特发展了“政治文化”这个工具概念，而我用它去研究社会主义中国的日常生活，观察公共生活如何被政治塑造。通过茶馆这个微观世界，去探索政治权力如何管控社会的方方面面，以及社会主义政治与文化如何渗入广阔的公共生活。我们还将看到革命和其他政治运动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目前许多关于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关注国家政治、政策制定、国家意识形态以及政治精英的活动，但本书将进入政治与文化的最底层，去观察在最基本的社会单位上，政治与文化的交互作用。

20世纪80年代之前，关于1949年以后中国城市的研究主要是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完成的，他们更多地强调政府政策而不是社会本身，提供了一个宏观视角。J. W. 刘易斯（John Wilson Lewis）在1971年编辑出版论文集，涵盖了公安局、城市干部、工会、商业、教育、人力资源管理等问题，从政治学角度考察了社会主义城市的管理。1984年社会学家怀默霆（Martin King Whyte）与白威廉（William L. Parish）出版了第一本关于社会主义中国城市生活的专题著作《当代中国的城市生活》，几年后，怀默霆为《剑桥中国史》的第15卷写了题为《共和国的城市生活》一章，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对共产党接管城市的响应、苏联模式与城市发展、城市精英与普通群众的关系、城市组织与政治运动如“大跃进”“文革”引起城市生活的混乱等问题。怀默霆也涉及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城市问题，包括恢复高考制度、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控制犯罪等。他指出，“1949年以后，当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认为依靠紧密的组织系统与坚定的意识形态，将成功解决城市问题。这种假设忽略了大众价值观与期望对当局政治的影响”。怀默霆是第一个系统地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生活的学者，其研究迄今仍是最全面的。

通过实证的、档案资料的分析关注社会主义时期的个人经历——持这个取向的几乎都是历史学家，他们的研究著述几乎都是在2000年以后出版的。其中重要成果之一是周杰荣与毕克伟编辑的《胜利的困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岁月》。在导言中，他们讨论了研究1949年以后中国城市的困难性：“直至中国大陆对外国研究者开放之前，对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研究资料只限于报纸和海外人员的口述。”改革开放后，随着收集档案的渠道逐渐开放，更多历史细节被揭示，我们对共和国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尽管各地接触档案的渠道和馆藏都不尽相同，但是一般来说，1950年代早期的中文档案与文件、报告等，比以后的时期要更容易看到。”这些地方档案能为“研究共产党接管城市机构与重组城市社会提供多得多的细节”。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最新研究，还有周杰荣和蒋迈（Matthew D. Johnson）主编的《草根阶层的毛主义：早期社会主义时期的日常生活》（2015）。编者指出过去的研究“主要是从上到下，集中在国家”，但这个论文集关注“村庄、工厂、邻里、县级、少数民族地区，从下往上，日常生活的语境”。他们还发现“国家和社会是不可能截然分开的”。像西方的历史学家一样，中国学者基本从2000年后才开始研究社会主义时期的城市。在过去的十余年里，国内出现了新材料的发现和新主题的开拓，但大部分是政治史，很少研究城市史。当然，上海是个例外。

近年来关于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和城市生活的研究多由人类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完成。他们用“商业革命”（commercial revolution）与“城市革命”（urban revolution）来描述改革时代的中国，这可以从社会学家戴慧思（Deborah Davis）编辑的论文集《中国城市的消费革命》中清楚看到。中国的消费革命和快速的商业化发生了巨大冲击，影响了经济的发展、私有成分的增长、传统生活的改变、婚姻和家庭的构造，导致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冲突的出现。

以上研究中有些观点值得我们关注。首先，中国政府建立了高效，甚至可触及城市社会最底层的管控制度。其次，改革开放后，大量“流动人口”弱化了国家对城市社会的控制。再者，20世纪末以来，中国经历了城市与商业革命，这不可避免地改变了城市的公共生活。最后，我们可以发现研究方法的改变：70和80年代的研究一般是为政治体系、政策、控制和管理提供一个全国层面上的视角；而在世纪之交，研究者的关注点转向了城市生活与具体的城市问题，并着重研究人们在城市中的经历。

我们还可以看到如下一些局限：研究文化生活者很少，更多的是研究政治、政策和机构，而且大都集中在50年代，因为相对而言有更多资料。研究主题主要是共产党从暴力革命到城市管理的转型，考察这种转型怎么发生、其机制是什么，等等。另外，大部分研究都集中于上海，因此要对上海以外的城市进行个案研究，建构中国城市的完整图像。

《茶館：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與復興（1950-2000）》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2年7月

本书是一部城市的微观史，依赖档案资料和作者本人的田野调查进入一个内地城市（比较典型的“中国城市”）更微观的层面，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将中国城市史引向新的层面。

首先，我们已经看到不少关于中国社会变化的研究，但历史学家相对来说较少考察社会与文化的延续性。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社会形态、政治体制、经济文化政策等方面，的确有非常明显的不同。但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未完全分割，叶文心在研究民国时期上海中国银行的空间、时间和日常生活时，发现“近代都市资本主义工商企业的产物跟社会主义之下孕育的若干制度并不是全然背道而驰的，两者之间在威权结构及大家长式管理哲学上颇有相通之处”。2013年，哈佛燕京学社组织了“再思1949年分水岭：政治学与历史学的对话”（Rethinking the 1949 Division：Dialogue between Political Science and History）工作坊，参加者包括裴宜理（Elizabeth Perry）、柯伟林（William Kirby）、柯丽莎（Elisabeth Köll）、杨奎松、张济顺、孙江、李里峰等。参与工作坊的学者几乎都同意（虽然程度不同），国共两党在不少观念、习惯、经济政策方面，并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而本书同时关注了公共生活的改变与延续，以及两者的互动。我用具体的证据去判断城市公共空间、公共生活、大众文化，哪些发生了改变，哪些仍保持原状，或者变化非常之小。

其次，通过考察1949年以来的公共生活，揭示革命及各种政治运动是怎样影响普通人民、党和国家机器之间的关系的。本书描述了空前历史剧变时期的公共生活，从新中国成立开始，经历了“大跃进”“文革”到改革开放，茶馆一直是街坊交流与社会互动的中心，是社会各阶层的人们施加影响和竭力占领的公共空间。这个研究也同时指出，国家权力与社会虽存在矛盾，但并不总是二元对立，灰色地带无处不在。国家政策也并不是一成不变，对公共空间和日常生活的控制时松时紧。

最后，我关注茶馆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茶馆是街坊邻里社交的中心，因此是观察政治权力怎样发挥作用的绝佳地点。作为一个微观世界的茶馆，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视角去观察社会、文化和政治转型。想要完全了解一个城市，我们需要深入它的最底层，去考察城市社会生活最基本的单位。茶馆就是最重要的公共空间之一，为社会经济活动提供了一个极为方便的场所。随着新中国成立，中国的日常生活经历了根本变革。尽管我们知道这场变革的重要性，但我们对具体的细节，尤其是关于城市社会底层的生活知之甚少。这项研究便提供了对日常社会生活最基本层面的深刻理解。

研究1949年以后的中国所面临的重大挑战是新资料的发现与分析。与20世纪50和60年代的学者相比，我们现在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条件要有利得多。然而，资料的分布是不均匀的，例如20世纪70年代及以后的档案文献很难接触到。因此，正如M. 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所指出的，“研究中国必须在面对着明显的资料中断的情况下进行”。

我在讨论20世纪50与60年代民众的公共生活时，主要依靠档案资料。在60与70年代，因为茶馆的数量大量地减少，档案中关于茶馆的资料非常有限。不过，成都茶馆幸存下来，我仍然能够从其他官方和私人记录中得到茶馆生活的大量线索，甚至包括档案中难以看到的细节。20世纪50年代关于茶馆的资料反映出，从国民党政府到共产党政府的变化对茶馆生活与商业运营产生方方面面的影响，涉及国家控制、雇佣、薪资以及茶馆衰落的原因。茶馆在“文革”时期处于最低谷，基本没什么东西可供研究；更为不利的是，“这个时期国家的出版物更多的是宣传而非信息”。从1950到1970年代，地方报纸很少有关于茶馆的报道，与民国时期丰富多彩的信息形成了鲜明对比。茶馆尽管仍被许可存在，却被认为是“落后的”，不被包括在“积极的公共场合”里。此外，政府加强了现代工业城市的建设，所以人们大大减少了对茶馆的光顾。因此，本书对“文革”时期的茶馆与茶馆生活，只是作为一个过渡时期进行简单概括。

本书的另外一个关注点是改革开放后茶馆的复苏与转型。研究改革开放时代的茶馆与公共生活有有利因素也有不利因素。不利的是档案资料缺乏，例如连最基本的茶馆数量都不能确切得知。不过有利因素是茶馆的复苏和媒体的活跃，地方报纸大大增加了对茶馆的报道。加上我对茶馆进行的实地调查，得到了许多第一手资料。

我们必须把报纸的报道放到大的政治环境中去分析。有时我并不把那些新闻报道当作对事实的描述，而是去探明它是怎样报道的并且为什么要以这样的形式报道，然后从字里行间筛选出事实。这些新闻报道与民国时期有类似之处，即经常从精英的角度对茶馆进行批评，也不可避免地对大众文化怀有偏见。因此我们在运用这些材料时，应具有分析的眼光。但是，这些报道依然为我们通过茶馆去了解城市公共生活，提供了相当丰富和有价值的信息。

除了档案资料和报纸媒体，本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实地考察。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初，我在成都茶馆中开展了大量调查，也目睹了成都城市的面貌、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巨大变化。我考察了不同类型的茶馆，从气派非凡的、多层的、可容纳上千人的茶楼，到简陋的、只有几张桌子的街角茶铺。我与茶馆中形形色色的人进行了交流，有顾客、老板、员工，以及服务员、算命先生、擦鞋匠、掏耳朵匠、小贩，等等。当我考察茶馆时，我并没有分发调查问卷、做笔记或记录对话，我更倾向随意交谈，并没有预先设定的主题。这样，我力图得到被调查对象最真实的表达，去倾听他们的声音。每天考察结束后，我把自己当天的所见所闻写入调查笔记中。

这种没有预设的调查，使我更容易从平常的对话而非标准化问卷中，收集到现实的故事与真实的信息。在传统的街角茶馆，顾客们并没有什么隐私意识，这对我的考察是有帮助的。但另一方面，对某些问题，我却不能得到系统的资料，因为信息经常是随机的。再者，在使用这类调查记录时，我尽力去保持资料的最初风格，希望我讲述的故事不要太受到我主观意识的干扰，而保存其中最自然的东西。应指出的是，尽管我像人类学家一样进行田野考察，但我是从历史学的视角去对待我所收集的资料的，即不试图去建立一种人们行为的一般分析模式，而是去回答在经济与政治变化过程中，公共生活怎样改变等历史问题。

在我对成都进行考察后，不到十年，旧的城市几乎从我们眼前远去，至少这个城市的外观已被一个崭新的面貌取代。在当今中国，古代城市中富有特色的大众文化和地方文化正快速消失，城市变得越来越同一化。因此，恢复与重建中国城市的历史，对社会史、文化史和城市史学家来说，将是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

本文节选自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50—2000）》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