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从茶馆出发，走进城市日常生活

更新时间：2025-07-27 18:29  浏览量：1

中文版序

文 | 王笛

我在我上一部茶馆系列研究著作《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里，写下了下面一段话作为全书的结束：

几个小时以后，他们尽管仍然会像50年前世纪开始的第一天那样，把茶馆的门板一块块卸下，但他们不知道，他们和这个城市一起，已经踏入虽然轰轰烈烈但是已不再属于茶馆和茶客们的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熙熙攘攘的日常生活空间将不复存在，人们到哪里去寻回老成都和老茶馆的旧梦？

现在读者手中的这本书，就是讲述茶馆和茶客们在那个“轰轰烈烈”的“完全不同的时代”的经历。茶馆是节奏缓慢的日常生活空间，本身就与“轰轰烈烈”是不兼容的。

通过对一百年成都茶馆的研究，我或许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在轰轰烈烈的时代，茶馆会衰落；但是当人们生活趋于平常和安宁，茶馆就会复兴。轰轰烈烈不可能持久，平平淡淡才是人们生活的本身。

改革开放使中国政治和社会告别了轰轰烈烈的时代，这给予了茶馆复兴的空间。到了21世纪，茶馆发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几乎没有人—无论是茶馆的反对者或是支持者，会预见到这个结果。

抗战时期，许多外省人来到成都（四川人习惯称他们为下江人），对成都人坐茶铺的习惯非常不理解，特别是在民族危亡之际，人们居然还在茶馆清谈，不是正应了“清谈误国”那句老话吗？一个叫“老乡”的人，在1942年12月26至28日《华西晚报》上，发表了题为《谈成都人吃茶》的系列文章，旗帜鲜明地为茶馆和茶馆生活辩护。但是有趣的是，他在该文章的最后说道：

如果今后新的公共场所建设，会人约朋，也可以少在茶馆里。我们不主张喊成都茶馆万岁……只消社会进步，有代替茶馆的所在出现，它定要衰落，甚至于不存在。不过，在今天，就是这个时候，还没有代替茶馆的地方出现，我们还是只好进茶馆，喝香片，休息，谈天，办事，会友……一切的一切，按成都的老话，“口子上吃茶”。

可见，即使这个茶馆最坚定的支持者和辩护者，对于茶馆的未来也是抱着悲观态度的，也相信茶馆必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被淘汰。然而，“老乡”和当时的人们做梦也想不到的是，即便在今天高度现代化的成都，各种不同类型和档次的公共娱乐空间令人目不暇接，茶馆也没有衰落，反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如果说晚清民国时期，成都茶馆生意的兴隆是由于缺乏其他公共场所的竞争，是由于饮水、燃料、信息传播、娱乐、休闲、社会交往等一系列的需要；那么当今这个城市已有各种公共场所供人们选择，过去家庭饮茶和使用热水等困难，皆已不复存在，为什么茶馆在数量上，会从民国时期的六百多家发展到世纪之交的三四千家，甚至在今天，成都的茶馆已经近万家了？这固然有成都地域扩大和人口增多的因素，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今天的中国，成都茶馆可谓一骑绝尘，任何城市都不能望其项背。

为什么仍然有许多人选择去茶馆喝茶？对这个问题，本书作出了回答并解释了其内在的动力。

这本关于社会主义时期茶馆的研究，涉及“国家”（或者“国家政权”“国家权力”“国家机器”）与地方社会、地方文化的关系问题。正如我在《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的中文版序中指出的，书中所使用的“国家”一词，乃是指国家政权：

在英文中，与中文“国家”一词相近的词至少有三个是常用的，即country、nation和state。但这三个词在英语中有明显区别，country是从地缘的角度讲“国家”，nation是从民族的角度讲“国家”，而state是从国家体制和国家机器角度讲“国家”。在本书中，我所讲的“国家”是state，因此经常又是“政府”的同义词。作为state的“国家”，在本书中有时也具有不同的含义，当相对人民而言，它是“政府”，可以是中央政府，也可以是地方政府……当相对地方而言，它是“中央政府”，具有state和“全国的”（national）的双重含义。

因此，读者最好把本书和上面提到的茶馆研究的第一部结合来读，两者合为成都茶馆的一部完整的百年史。这个百年史，虽然主题是茶馆，但也是从茶馆这个微观世界所看到的一部中国城市的百年经济史、百年社会史、百年文化史、百年大众史、百年日常生活史，乃至百年中国人的心性史。

这本专著是我写得最困难的书，在我的全部著述中，本书花的时间最长，付出的精力最多。本书的文献收集和田野调查是在1997至2003年间完成的，到2017年我把英文版终稿交给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并完成本书的中文版，以及写下这篇序言的最初版本的时候，已经过去整整20年了。我在当时无比轻松地写道，这个课题“现在终于要画上一个句号了”。但是没有想到的是，从中文稿完成到修改这篇序言的第三稿，已经四年有余。

2006年《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完成后，我便将主要精力都投放到了这部书的写作上，而且在2006至2007年度作为美国全国人文中心（National Humanities Center）的研究基金获得者，在那里待了一学年，把全部心思都放在本书的写作上。我当时想，有整整一年写作的垫底，这个写作计划应该是很顺利的。但是英文版初稿到2013年才完成，修改更是艰苦，花了几乎四年的时间。

然而，所有的这些付出都是值得的。本书英文版出版以后，受到学术界的极大关注，《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跨学科历史杂志》（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评论》（The PRC History Review）、《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历史·新书评论》（History：Reviews of New Books）、《中国研究·书评》（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等西方学术期刊发表了书评，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特别是《中国研究·书评》发表的长篇专题评述，对本书的学术贡献进行了详细讨论。

更加令人欣慰的是，本书获得美国城市史学会（The Urban History Association）颁发的两年一度的“最佳著作奖”（2018—2019）。这是继《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Street Culture in Chengdu：Public Space，Urban Commoners，and Local Politics，1870—1930）于2005年获颁此奖的14年后，我第二次获奖。颁奖词称：

本书的魅力在于从小的城市空间展示出大的政治变迁，这样，成都茶馆成为一个微观世界，由此可观察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以及改革开放后的公共生活和经济发展。……本书以多学科交叉的研究取向，采用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方法和理论，并挖掘各种历史文献，包括报纸、日记、个人记录，以及茶馆文化的口述数据，使这个研究非常深入。总之，本书不仅对中国和全球城市史的研究作出重要贡献，而且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非西方语境下的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这样的重大问题。

以上提到的书评以及美国城市史学会的颁奖词，对本书的学术贡献进行了概括和评述，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第一，从小的城市空间展示了大的政治变迁，微观史的方法将我们对中国城市的观察引导深入社会的基层；

第二，对社会主义时期公共生活的探索，展示了公共生活的变化，给读者提供大量生动的细节；

第三，以多学科交叉的研究取向，采用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和理论，把公共领域等问题的讨论与档案等文献的使用有机结合在一起；

第四，发现和挖掘了丰富的资料，甚至有论者指出，仅就目前社会主义时期档案利用存在着的困难，这本书都有其特殊的价值；

第五，进一步理解不同人群与国家权力的关系这样的重大问题；第六，写作风格适合一般读者，不仅分析和论述严密，而且有大量有趣的故事和描述；等等。

但是，也有西方学者就我对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发展过于乐观提出商榷，在此我也利用这个机会进行回应。

在本书的结论中，我讨论了改革开放以后公共领域的发展，将互联网视为一个可能的替代选项，因为人们能够接触到各方面的信息，言论表达不仅仅有官方的渠道，公共领域将不可避免地持续发展。

实事求是地说，虽然舆论环境在不断变化，但是无论如何比起纸媒时代，人们的表达渠道还是更多元化了。特别是对于一些突发事件和灾害，过去如果官媒不报道，我们便不得而知，也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对这些问题进行公开讨论，但是现在信息和观点可以迅速扩散，大众有了传播和发表意见的机会。

而且，由于网络会议和讲座的广泛使用，民众能够更直接地与学者进行对话，知识分子思想的传播，超过以往的任何时期。以我自己的经历为例，2020年12月，我在北京大学博雅讲坛以“公共领域与当代中国的城市管理：疫情期间的历史思考”为题的讲座，据组织者所得到的数据，共有32万人在线收看。如此庞大的听众群体，是过去纸媒时代无论如何也不敢想象的。我与国内同人的几次在线对话节目，听众也有几万乃至十几万。

当然，网上讲座的言论并不是可以随自己意愿任意地进行表达的，但还是能够发出理性的声音。例如我在上面提到的博雅讲坛的讲座，主题是公共领域与中国城市管理，而在1990年代，国内历史学界对公共领域的讨论，还有一些禁忌。记得我在1996年第一期《历史研究》发表了《晚清长江上游地区公共领域的发展》一文，接着该刊第二期发表了一篇与我这篇论文进行对话的文章，但很快，杂志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便戛然而止。

我在前面提到的博雅论坛讲座上，便对政府全方位的介入和公共领域的萎缩表达了下面的态度：

公共领域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公论”，也就是公众舆论。就是说，不能只有官方的声音，得有社会、民间的声音，就是过去我们经常说的什么事情的评价都是“自有公论”，其实也就是今天我们经常说的“舆论监督”。要让公众去对一些重要事情发表看法，作出评判。让人民参与城市管理的决策，是有益无害的事情，可以让政府看到民意、民情。……

虽然在公共意见的表达上，现状并不令人满意，但是，我现在还不打算修正我在本书中关于公共领域的结论，因为历史的发展不是直线的，而是曲折的，事物总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中国的公共领域（包括公共领域中十分重要的“公论”）的发展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谈到公共领域的问题，我想顺便提一下香港和澳门。这两个城市的公共领域一直比较稳定，那里自发的社会组织没有被政府有组织地禁止过，符合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所说的“公共领域”几乎全部的特征。我说的“公共领域”，包括各种社会团体。这种团体可能是政治的、慈善的、教育的、文化的等社会各阶层的，以及行业的。并不是说他们不和政府发生关系，或者一定和政府发生对抗，甚至许多社会团体还接受政府的财政资助；但是他们能够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并在自己组织所代表的范围内提供服务或者争取自己的利益。从相当的程度上来讲，香港和澳门的公共领域，比改革开放以后在内地出现的公共领域要更为成熟，在城市中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

香港和澳门还有另一个特点，即没有经历过像内地城市那样剧烈的起伏波动。香港和澳门独特的城市发展路径，使它们成为中西方交流的桥梁。它们的社会和城市发展在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基本上处于一个自然的发展状态。例如在香港，哪怕房价已经非常高，也并没有出现房地产的疯狂开发，大量绿地和山地仍被保留下来。而在澳门，为了建立大规模的娱乐设施，即使填海，也没有对老城进行大规模的清拆，它的老街区、庙宇、教堂、家庭作坊、老商铺等基本上都能够幸存下来。

如果对照著名美国城市研究者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的观点，一个城市是否适合居住，并不见于它有多少新的设施或者公园，而在于人们是否能够在走路的范围之内，得到比较完整的日常生活服务，包括商店、餐馆、咖啡馆、理发店等设施。那么，就此而论，澳门也算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地方。对香港、澳门的城市史研究，大可选择它们自己的“微观世界”，如茶餐厅、教堂、街市甚至郊野公园，必能揭示其全新的历史图景，丰富我们对“城市”的认识。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学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研究已经取得不少新成果，本书虽然也涉及一些有代表性的中文著述，但由于内容以英文写成，主要是针对西方学术界的观点进行讨论和对话，因此引用的英文文献要多于中文文献。不过这也有一个好处，中国读者可以就此了解西方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研究，特别是关于城市研究的一些代表性观点和成果。

细心的读者或许可以发现，中文版和英文原版有许多不同的地方，这是因为中文版并没有完全根据英文版直译。我尽量按照中文写作的习惯进行了调整，例如不少引文，英文版只是点到为止，而中文的引述尽量完整，这也是作者自己翻译的一种特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