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娜 22 我们从武汉撤退的船被日机轰炸，幸有李克农组织整队前进

更新时间：2025-08-04 15:13  浏览量：1

遇 炸

旅行中常有这样抒情的描写：

船驶离港口时，乘客凭栏向渐 渐远去的风光如画的市街告别……我们离开汉口时，却没有能够 这样做。甲板上挤得密密麻麻的，要走到栏杆边，除非从人群上 爬过去。

所以，我们宁肯待在小小的、在我们看来犹如安乐窝的 船舱里。就这样，我们未能与这座注定要沦陷的城市作最后的告 别。

炳南在船上遇到了一小队八路军的领导人李克农。他略胖， 人很和蔼。此外，还有两个在船快要驶出的瞬间才登上船的乘客 向我们自我介绍说，他们是东北人，①是被日本人从老家驱赶出来 的。还有一个穿着八路军军服的青年，是周恩来的通讯员。周恩 来本人不久前已乘汽车往长沙去了，八路军在那里开设了一个办 事处。

① 其中之一是东北抗日联军司令员李延禄。

入黑之前，我们的汽船在离岸不远处抛锚。这是因为只有长 江下游航行经验的老板(即船长)认为，对这里的情况无精确了 解却要于夜间在多险的河流上航行，是行不得的。远处的天空中， 可以看到火光和黑烟。汉口被炸后难道连救火的人也没有了吗?

第二天早上，船行两小时后，再次停航。这次是李克农下的 命令。这是因为前几天，日军对在长江上航行的船只进行了轰炸， 只有那些停航而又看不到人踪的小船，才能幸免。

日军飞机通常是在早上八点至九点之间开始行动，一直到下 午两三点才停止轰炸。因此，我们便决定全都上岸，白天躲在附 近的村落，到下午将近三点时再回到停船的地方去。只有舵手、 周恩来的通讯员、几个哨兵和带着孩子的妇女留在船上。这些留 在船上的人被严令：听到飞机声要立即就地隐蔽。

乘客们离开连呼吸也感到困难的狭窄的船舱，陆续上岸，哪 怕是只离开几个小时也好。就像徒步旅行似的，人们三五成群地 在宽坦的岸边步行，歌声遍野。

天气并不冷，我原先准备把皮大衣放在船上，只是因为我的 大衣有几个口袋，很方便，而且我习惯将护照和一些钱放在里 面，所以才穿着。简 ·尤恩却把行李全都放在床上，反正下午 我们便又回到船上了。

一片荒凉的景色，难以引起我们的兴趣。堤的那一边，是宽 广的草地、棉田。农民们正在采摘已经成熟的白光闪闪的棉花。

李克农不安地仰望着蓝天。“早一点儿离开这个地方就好了，” 他叹息着说，“每天只能够航行几个小时，怎么能走得远!”

一上午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李克农的不安消失了，他跟我 们聊了许多关于他自己的惊险的经历。

中午时分，我们走进一家小茶馆休息。虽说是茶馆，其实只是一间板房，入门处挂着一张草帘而已。不过，店主倒是做了一 笔好买卖。店里出售的食品本来就不多，这一下全部卖完了。为 了准备点儿吃的带到船上，我还从一个老乡那里买了十几个鸡蛋， 让店主帮我煮了煮。

到了下午，不久，几个“徒步旅行者”便开始向岸边走去。 他们不习惯在户外新鲜的空气里东奔西跑，他们已经感到很累了， 并且他们指望，趁现在平静无事，如果早点儿上船的话，船可能 会比预定的时间早一些出发哩。在茶馆里，可以眺望到堤岸和船 只。“我们殿后吧!”李克农说，“等大家都上船了，我们再走。”

三点钟刚过，我们走出茶馆。正走到堤上，突然听见巨大的爆炸声响。不久，三架大飞机便在空中出现。

“糟糕!”李克农嘟哝着说，“全体隐蔽!”

在这块没有一棵树的平地上，怎么隐蔽呢?附近连一个土坑 也看不到。要走到棉田那边，又太远了。飞机以令人惊恐的速度 向我们俯冲过来。

“散开!”李克农叫道，“不要聚在一起，分散!”

只要对这种情况有过一次实际体验的人就会明白，执行这样 的命令是多么困难啊!

不管是谁，遭遇危险的时候，如果身旁有 人，不安之感多少会减轻一些，若此时只身一人，恐惧则会大大 增加。我们设法至少在堤边的草丛中隐蔽。

这时候，李克农喝道： “安静地躺着，不要动!”我躺在地上，仰望着天，眼看着恐怖向 我们袭来。

炸弹投下了。飞机飞得很低，因为地面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 威胁它们。几颗炸弹准是落在了我们的船上。数分钟后，船上炎 炎大火。

“他们又来了!”不知是谁嚷道。

“快点儿跑到别的地方去，然后躺下，别动!”李克农喊道，“分散!”他三番五次地重复着。我们像落荒的兔子一样四散奔逃。

“你为什么不把脸藏到草丛中?”在离我身旁几米处匍伏着 的炳南，小声地问我。可是我动弹不了，就好像中了催眠术似的 眼睁睁地看着危险降临到自己头上来。我的惊愕几乎比恐惧更甚。 离我不远的一个坑洼里，横陈着那个年轻有为的摄影记者的尸体。 难道我也要死在这里，死在长江畔，紧紧地贴着丛生的杂草?

飞机的轰炸持续了30分钟。飞机把全部炸弹投下以后，就以 四处奔逃的人、从燃烧着的船上跳到江里的人为目标，用机枪猛烈 扫射。等到爆炸的声响完全远去以后，我们默默地走到堤上，看着 我们那只燃烧着的汽船。然而谁也没想到，我们的财物正在那里被 烧成灰烬，那些无可代替的贵重的东西，可爱的纪念品……

我们的船长因为这场轰炸，失去了夫人和四个孩子。

我们没有悲痛、默哀的余裕。李克农马上给我们安排任务， 让男人们到江岸、田间去寻找死者和伤者。他自己和几名渔夫到 江边去看看是否能用小船把幸存者救上来。可是，大部分中国人 都不谙泳术，落在江里的人生还的希望太小了。

“炳南，你和这两位女士一起到离这里最近的农家去，请他们 给准备一下开水、手巾等等。此外的必需品恐怕在农家是弄不到 的。我们随后将全部伤员抬到农家去。”

李克农然后转过脸来，对着我和简，用他少有的柔和的语调 说：“对不起，我知道你们受惊过度还未恢复过来，可是这里只有 你们两位还懂点医学。我们得先考虑一下怎样治疗伤员。”

我们在农民那里几乎什么东西也没有搞到。手巾和做绷带用 的布少得可怜。脱脂棉根本没有，最后我们只好找了点儿刚采摘 下来的棉花，去掉里面含油的棉籽，然后用土制苏打蒸煮，使它 们有吸水性。

我们的第一个伤员是个战士，他抽抽搭搭地哭着，全身打颤。 我们一点点一点点地给他水喝，幸好，他的惊慌很快消失，哭泣 也停止了。他为了表示感谢，说愿意协助我们做些事。

简是一个出色的护士。她在前线工作过，所以学到了在非常 简陋的条件之下进行救护的方法。没有镊子吗?她立刻把一双筷 子放在沸腾的热水里，然后用它们取出伤员腿上的弹片。中国的 烧酒，成了药用酒精的代用品。

最后几名伤员抬来时，天色已黑，我们不得不借着微弱的烛 光给他们治疗。治疗完毕后，我们累得腿都站不住了。这样倒好， 我们没有闲暇去烦恼了。

不仅如此，在这个恐怖的日子里，还发 生了一些令人忍俊不禁的事情。有个协助我们做护理工作的战士， 拿了五个鸡蛋来给我，脸上浮现着不知如何是好的笑容。这五个 鸡蛋，就是我在茶馆里煮好的!

原来，当我奔跑着找隐蔽物的时 候，就像复活节的兔子一样，边跑边把手里的鸡蛋撒到地上。据 给我送鸡蛋的战士说，农民不敢去捡，因为炸弹的“弹”与中文 的“蛋”同音，炸弹是不是会爆炸的蛋呢?农民恐怕我的煮鸡蛋 会是小型炸弹哩!

到了傍晚，李克农又显现出他的组织才能。大概长征时的经 验在这里也起作用吧!他说服农民提供住处，让我们在这里过一 夜。第二天早上，我们再继续南行的旅程。

将近傍晚时，李克农将全部幸存者——约80人，占全体乘客 的三分之一——集合起来，商量今后的行动。

他说，现在不管是 属于哪个组织、哪个部门的，大家都要同心协力共渡难关，必须 设法尽快地向前行进。因为我们的情报来源已被切断，敌人现在 到了什么地方，我们一无所知。

李克农又提议，把各人所有的钱都集中起来统一使用。“不管什么情况，也不能增加农民的负担，”他斩钉截铁地说，“否则我 们便寸步难行。”

最后，李克农把全体人员分成八组，并为各组指定了负责人。

我们一行入之中，有一名年轻的记者打算和他的一位朋友单 独继续行进。他表示愿意在到达附近的一个小镇之后，打电报给 长沙的八路军办事处，告诉他们这次遇难的情形和生还者的姓名。 这封电报并没有送到。

长沙的人们只听说在武汉附近长江上航行 的船只全部被炸，但对我们的情况，好几个星期过去了仍然毫无 所知。

到了晚上，我们便在农民和渔夫的破旧的小房子里过夜， 躺在薄薄的稻草上。我们谁也没有带毛毯、外套或大衣，只好互 相紧挨着身子以抵御夜寒。合上眼睛，白天那些可怕的事情又浮 现出来，大概也是为了战胜这种恐怖，大家才挨得紧紧的。

那两 个东北人对我们讲了他们所看到的船上的可怕情景。船上遇炸起 火时，带着孩子的妇女全被活活烧死了。他们两人跳到江里，被 渔夫救起。其余跳到江里的人，有的溺毙，有的被机枪扫射而死。 周恩来的通讯员在起火时还在船上，后来则不知所踪，连尸体也找不到。

20岁的李摄影师死了，一个年轻的女作家死了，许多男人、 妇女和孩子死了，而当他们脱离充满危险的汉口时，是多么高 兴啊……

“短 征”

第二天早上，我们一行人慢慢上路了。伤员中，有五名是必 须上担架的重伤员，可是临时要找到担架和10名抬担架的农民， 可真不容易。

另外还有一个情况迫使我们放弃原先从陆路抵长沙的行进计 划。我们第一天只走了15公里。这是因为一听到飞机的声音， 大家便都慌慌张张地逃进棉田里，躲在高约一米的灌木丛中，为 此耗去了不少时间。此外，抬担架的农民都想回家。虽然出重 酬，也找不到替换他们的新的担架手。在这动荡不安的年代里， 人们都情愿待在自己的家里。

有几个人提议，把队伍改编成更小的小组，李克农不同意。 他说：“我们不能够抛弃负伤和体弱的战友。据农民说，这一带盗 贼很多，特别是最近，见到难民就不加区别地袭击，将他们仅有 的财物劫掠一空。我们像现在这样分成大组，又有武装的战士随 着，土匪就不敢动手。”

亏得李克农有经验，和农民打交道，向他们求助，很有办法， 否则，我们恐怕会一筹莫展哩!

每当我们一行人接近一个村子时， 疑虑很深的农民们便上了锁，往泊有小船的岸边跑去，一眨眼工 夫，他们就在这纵横交错的水路和湖泊上失去踪影。

“这些家伙怎么这样薄情啊!”我们的行列中有几个人骂道。 “他们对我们这些逃亡者难道一点儿也不同情吗?我们只不过想买 点儿吃的，找一个地方休息一下罢了!”

“人们看得出，你们还未曾离开过城市，”李克农很能理解农 民的心情，这样说，“你们没有坏心，农民们究竟怎么知道呢?他 们到现在为止，所遇到的陌生人几乎都是坏人。如果将他们的那 一点点存货拿走，或者进一步把他们的小船也征用了，这对他们 来说意味着什么,你们知道吗?”

李克农说得对。我们和农民、船夫谈话时，常常听到“拉夫” 这个词。国民党的官员和军队，只要自己认为需要，便毫不留情 地征用- 不管是米、鸡、柴、运输工具，还是人。农民们为军队搬运了几个星期东西，什么时候被放走，就算是好的了，因为 农民们怕被拉到军队里去。这种不安的心情一直威胁着他们。

“农民们什么过失也没有。我们倒是犯了一个错误哩!”李 克农解释说，“成群结队的人使他们产生不安，以后我们试试用 别的办法吧。”

此后，我们派出几个孩子做侦察，当他们回来报告说“看到 村子”时，李克农便和三四个年纪稍大点儿的人一起先行。我们 在离村子不远处休息等候。

“你也一起去吧，高鼻子!”有一次，李克农这样要求我。

“高鼻子”就是鼻子高的人，这是中国人叫外国人的诨名时常常用 的。他坦诚地叫着我的外号，和我开玩笑，看上去很开心。如果 把我们叫做洋鬼子，就颇不客气了。但李克农即使这样叫我，我 也并不觉得有什么恶意。这是因为我明白这一类的词的含义。况 且毕竟还有好鬼。只要想想红军里的“小鬼”,我就不以为忤了。

“大概农民们会觉得你是个传教士吧。或者，他们从来没有 见过外国的妇女哩。所以，你去的话，他们一定会很好奇的，” 李克农胡乱猜想着说，“不管怎么样，你和我们一起去交涉，绝 不会有什么坏处。”

就这样，我有幸看到李克农那无可仿效的谈判才能。他那圆 得像满月的脸，很自然就给对方一种靠得住的感觉，说两三句笑 话，叫声“老乡”,最初态度冷淡的农民们也就和他热和起来了。

过了一会儿，我们在村长的家里，一边喝着白开水一边交谈— 农民们实在是穷得连茶叶也买不起。李克农并不立即向对方提出 自己的要求。他先是和对方寒暄一番，互相介绍。我也被郑重地 介绍了，当然不说我是洋鬼子，而称我为太太，说我是为战争所 迫，不得已而踏上这样多灾多难的旅程的贵妇。

在敞开着的门口，成群的妇女、孩子，想尽量靠前一些看我。 这时候，李克农也和他们开玩笑。“你们是想仔细看一看这个高鼻 子的妇女吧?”他就像马戏团的班主一样高叫着。

“那就别不好意 思。不过，要交参观费啊。一个人一个铜板，碰一碰的要五个铜 板!”孩子们哄笑着散开了。坚冰裂开了。孩子们的父亲向我温 和地微笑着，亲切地点着头。

李克农问得很巧妙，很快就打听出附近是否有日军。这一带地 方很偏僻，不能指望住在这里的人爱国心很强。他们对战争和日军 的认识都非常模糊。他们的无知并不亚于他们的贫困。被盗贼、军 队、贪官污吏不断地缠扰，农民们终日生活在恐惧之中。盗贼与拉 夫，是农民们的凶祸之魔，在他们眼里，这一切要比他们尚不认识 的日军更可怕。

李克农全面了解了这里的情况，并和农民的关系搞得非常融 洽之后，才把自己原来的要求提出来与农民商洽。

他先是强调了三点：不管使用什么东西都一定付钱，只住一晚，一切借物都原 物奉还。李克农对我小声地说：“这是红军的一大纪律。”

接着便是定价钱，定了之后李克农先把应付的总金额的一半 交给村长。村长开始对农民们说明他与李克农的协定时，李克农 便把在等候中的大队人员叫到村子里来。

还有一件事令李克农更伤脑筋。我们一行人全都躺在泥地的 房间里休息了，李克农却要和几个村里的人商量今后如何行进。 谈了很久，几个船夫表示愿意用船把我们送到洞庭湖去，而且是 走远离交通要道的狭小的水路，这样可以不被日军发现。据船夫 们说，划小船到洞庭湖去要两个星期，从洞庭湖到长沙就不难了。 如果挤一挤的话，有10条小船就可以载上所有的人。

我们已适应了行舟生活。大家从不脱衣服，不久对此也习惯 了。狭窄的船舱底只铺着竹席，每天晚上我们像罐头沙丁鱼一样 互相挤着睡觉，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不惯。

后来，当我回到上海， 看到黄浦江上行驶着的大帆船时，不由得便想起这时的情况。如 果与我们逃难时乘的破烂的小船相比，上海的帆船就有如宫殿一 般了。

我们现在至少已用不着每晚向农家求宿了。偶尔，我们上岸 购买食物，村长便给我们提供住处。有一次，简和我在岸上住宿， 可是，为了对付大老鼠闹腾了一夜。自此以后，我们宁愿睡在拥 挤不堪的船舱里，再不上岸过夜了。

吃的问题也不太使我们发愁。当然，好几个星期之久，我们 每天只吃两顿，只有三种，最多也只有四种东西可吃。三种东西 是米饭、干的红辣椒和用大豆做的豆腐。有时候托赖船夫，钓到 了鱼，我们的菜单便生色不少。

许多人都称赞中国人有烹调的才能，这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在中国，没有一个人会这么认为：烹调不是男人应做的事。男人 谁都以自己的烹调技术而自豪，并且喜欢显示自己的这种本事。 同行80人出生于中国各地。所以我们决定举行烹调比赛，也就是 说，以我们的四种食物作为原料，各省的人都做出自己本省的花 样。于是我们今天吃的是湖南式的豆腐，明天又做一种北京式的 吃法。为了评定哪一个省或者哪一个市的做法好吃，竟然引起了 热烈的讨论。

按照我的口味来评定，李克农是优胜者，他做的安徽式加辣 汁的烧豆腐，味道非常鲜美。

过了多年以后，我在北京再次见到 李克农时，他已是外交部副部长。“我忘不了的!”我说，“你现 在这样高的地位并没有你做的豆腐使我那样佩服，那真是少有的 杰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