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成都茶馆业走向衰落

更新时间：2025-08-09 02:53  浏览量：1

《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50-2000）》一书，其实是书作者、澳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讲席教授王笛上一本《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202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版）的续集。

这本书其实可以包含两个部分，或者说两大价值议题。一者就是新中国成立、成都解放后，国家权力如何强力介入地方商业，尤其是茶馆及其相关的地方戏曲表演行业这样一种分散小商业，继而强力撬动成都这样一座以闲散著称的城市的公共生活。

书作者列举了大量的文献史料来证明20世纪50年代，国家和城市公共权力对茶馆这样的公共场所，以及依附之上的休闲活动的影响，造成了较为明显的收缩和凋敝。理由是这类公共场所和休闲活动，与革命文化的契合度不足。而且，茶馆开办者的政治和社会身份，比如多为地主，或在旧社会加入过国民党及其创建的群团组织，虽然书作者也补充指出了在20世纪50年代末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政治运动到来以前，这些旧成员其中一部分人也获得了相当程度的豁免宽待，但总体强调政治身份使得茶馆开办者的经营被影响。

不仅如此，茶馆开办者的地主身份，使得在土地改革中不可避免要收缩经营产业，相较而言，土地改革的迫切性、敏感性更强，地主更可能关闭茶馆这样的经营性生意，以筹措资金来清偿“减租退押”的支出。

按照书作者基于档案资料、文献材料进行的梳理，1950年1月8日，也就是成都解放后的第13天，就组织了商业组织的会议，宣讲保护民族工商业。很快重组了成都的茶社业公会，要求其配合人民政府的治理。在这一过程中，对小商业及其个体从业者进行登记，总共收到7316个摊位申请，驳回2974个申请，允许了2481个长期和1681个短期执照。

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也同时谈到了1950年成都的茶社业公会重组过程中，一些干部对于当时国家政策领悟理解不深，不仅贬低旧社会茶社业公会所起到过的相关作用，而且按照对于沿海、口岸地区外商工业劳资关系模式的理解，来定义成都茶社业企业的劳资关系，限制企业增加或减少雇工的经营自由。

被改组的成都茶社业公会，保留了过去的一些经营者成员，也加入了部分雇工成员，还有妇女成员。之后，在三反五反运动中，鼓励包括茶社业行业在内的各类工商业企业的雇工，举报经营者偷逃税款等违法个案。

这种情况下，成都的茶社业，以及更多的其他很多商业，都出现了经营不振的现象。很多茶馆从20世纪50年代初就开始倒闭。如书作者所指出的那样，“很多茶馆因多种因素而歇业，包括激烈的政治运动、经济政策、生活方式与社会潮流的改变，特别是政府不鼓励人们频繁地光顾茶馆，因此顾客越来越少，使茶馆生意日趋萧条”。

但这很可能并未反映出事情的全貌。

旧时代中，成都茶馆的生意兴旺，很大程度上一方面与天府之国的资源、环境禀赋使得农业、手工业劳作负担相较于四川盆地其他地区、盆地周边山地地区的农民、手工业者更轻有关，所以无论是市民还是农民较多闲暇，尤其是低劳作负担的情况下，很多家庭的活计和家务由女性操持，而成年男性养成逛茶馆的消费习惯。另一方面，成都作为消费型城市的崛起，与清代中期反复对川西等地区用兵，大量补给供应需要通过成都中转，从而较大程度地活跃了成都的消费市场密不可分，人们也需要茶馆这样的公共空间来谈生意、享受闲暇。

而成都人在民国时期继续将茶馆作为娱乐、消遣的主要场所，与城市化进程有关，但更大程度上是因为《马关条约》签订后，重庆开埠继而涌现为四川甚至整个西南最为重要的工业城市，成都作为消费型城市的功能更为凸显，而产业功能淡化，使得相当程度上长期存在结构性失业，城市里平民无所事事。

到了20世纪50年代，随着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推行，成都被确定为全国工业重点建设城市之一，国家在成都投资重点建设电子工业和机械工业。1953年，成都就在编制中被明确了政治和经济地位、性质：四川省省会，以精密仪器、电子、机械及轻工业为主的工业城市。由此，成都迎来了大批国家重点项目的在建或建成，成都地方工业也逐步建立发展成型。

这也意味着，成都消费型城市在20世纪50年代发生了极大改变，城区和近郊大量建造了工业企业，而劳动力在当时相对而言比较容易实现就业。

一边是工作机会，一边是被有意抑制、限制的茶馆等休闲消费、娱乐行业，连同《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50-2000）》这本书所说的政治因素、社会因素，所以20世纪50年代的成都茶馆业的生意就进行不下去了。

事实上，《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50-2000）》对于过去依附于茶馆等表演场所的地方戏曲等表演业在20世纪50年代的演化的介绍，也能佐证上述分析观点。

茶馆是公共空间，如同咖啡馆一样，在特定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下可能创造出离心式因素。这也决定了，无论是君主制的国家，还是其他体制框架下，只要国家和城市政府具有执行能力，对于这类公共空间的防范和管控就会不遗余力去实现。

但地方戏曲在内的文艺、娱乐方式不同，这可以纳入意识形态熏陶和引导下的文化生活体系，从而去影响人们在现实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态度与行动。所以，如书作者所谈到的，20世纪50年代，成都对于所有演出曲艺方式进行了民主化和思想改造，取缔了许多被认定为迷信、庸俗的曲艺娱乐方式，改造了保留下来的曲艺娱乐节目，但又创造出许多的新型红色文艺方式，从而填补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民众的文化娱乐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