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茶馆里的微观世界：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是如何回归的

更新时间：2025-08-09 05:51  浏览量：3

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是地方文化的重要载体，它们作为社会与政治活动的舞台，在城市生活中扮演着中心的角色，反映在国家与社会生活的重要领域。在欧洲与美国的历史上，公共关系和市民社会是一个重要的话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冉枚烁、罗威廉和史谦德（David Strand）便用“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这个概念来研究中国自晚清以来的社会转型。但这个词的使用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一些学者认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并不适用于中国。在《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一书中，我主要关注的是公共空间如何演变为社会和政治的空间，以及怎样在地方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

《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50—2000）》

王笛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5年8月

在《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一书中，我进一步指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并不只是与国家对立的社会和政治力量，也是一种实际存在的物质空间。人们离开他们的私人领域（经常指他们的家）时，便进入到公共领域之中。从物质的公共领域角度来看，茶馆与美国的酒吧、欧洲的咖啡馆，扮演着类似的角色。在民国时期的成都，茶馆是解决纠纷的场所，因此国家的司法权被社会基层分解，这个所谓“最民主的法庭”（尽管这个词有些理想化）发挥着稳定社会的作用。现在我们已经很清楚，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可以使用“公共领域”这个概念来解释现代中国，而是如何定义这个概念以适应独特的中国语境。探讨“公共领域”如何作用于市民社会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十分重要的。

我们可以把同业公会看作公共领域的一种形式或因素。第二章表明，国家对旧行业公会的改造，导致了新茶社业公会的出现。中共对传统的社会经济组织同业公会，采取了先改造，然后逐步边缘化，最后让其消弭的政策。新茶社业公会被迫摒弃其以往的角色，不能再代表行业与国家抗争，反而成了政府在茶馆业中的一个代理部门。所有的行业公会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便名存实亡，而新茶社业行业公会的名字，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后就完全消失了。

政府为何要采取这样的政策？其动机和出发点在哪里？在毛泽东时代，新政府减少行会的影响力，是为了防止它们挑战国家的权威。新政府认为，这些行会在本质上是与国家对立的，哪怕它们从帝制时代开始就一直试图与国家合作。只是为了行业利益，它们又经常与国家进行抗争。按照新政府的说法，在1949年之前，各行业被其同业公会控制，它们打压中小商业者。新执政者明白行会有着悠久的历史，扮演着行业与国家之间的中介角色，在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所以政府没有下达一个激进、全面的禁令，而是从改造同业公会入手。

一些学者并不认可同业公会的灭亡是因为党和国家希望阻止公共领域发展的说法。例如，张伯伦（Heath Chamberlain）认为新政权在20世纪50年代彻底改变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但这种结果不一定是完全负面的：“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社会与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还相距甚远。国家运用强迫的办法，把人们从传统的家庭和社会制约中解放出来，是为未来市民社会的发展准备土壤。”不过，“很难判断国家的行动是推动，还是阻碍了市民社会的出现”。张伯伦继续强调：“那些认为几十年的政治威权只会阻碍进步的人，必须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按照他的观点，公共领域可以是非市民的行为，为了实现市民社会，需要对其进行控制与变革。本书没有对中国社会进行全面的研究，但至少能够响应张伯伦提出的问题。本书对20世纪50至70年代晚期茶馆与公共生活的分析清晰地表明，国家的确影响了公共生活和公共领域的发展，1949年之后的旧茶社业公会命运，反映出“社会”核心部分的死亡。

本书的第二部分关注的是商业乃至各种自发社会组织的回归。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商业和消费文化的兴起，政府控制的松弛，中产阶级迅速崛起，茶馆作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公共空间，在公共生活和公共领域的回归和发展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980和1990年代，中国出现了各种自发的组织，包括经济、行业、老年人、宗族和宗教协会，等等。这些组织的出现，使过去人们一切依靠国家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发现依靠社会关系纽带、依靠群体组织，比依靠国家要直接和可靠得多，特别是在社会和精神生活方面，更是如此。这些种子的生长，或许就是“社会”缓慢回归的显著标志。

在这个时期，茶馆迅速恢复乃至蓬勃发展。在民国时期，茶社业公会控制着茶馆的数量。但现在，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可以自由开设茶馆；随着竞争的加剧，成都出现了各种类型的茶馆。这些茶馆顾客盈门。这表明公共生活真正地恢复了，低档和高端的茶馆，都促进了公共领域的繁荣。企业经营者、顾客、中产阶级（包括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等皆因此受益，生意人要求经济自主化，顾客追求轻松的空间，知识分子渴望公共空间中自由的表达……我们必须承认这都促成更强大的公共领域。当然，在这个领域中，他们并不总是作出政治化批判，或是与国家权力对立。这种新型的社会人经常讨论自身的生活，包括各种社会话题，如城市或者国家乃至国际的新闻热点。改革开放时代的人们，对于在公共空间中谈论政治，感觉自由多了。尽管有政治压力，但是我没有发现任何例子显示谁人因在茶馆内说了什么“大逆不道”的话而被指控有罪，这种状况是不能与改革开放前同日而语的。这种相对宽松的环境，无疑将加速公共领域的发展。

魏斐德不认同“自1900年来的不断扩张的公共领域”，可能形成“对抗国家的市民权利的说法”。然而，冉枚烁和罗威廉对公共领域的兴起，持更积极的观点。如冉枚烁在她关于晚清中国公共领域的研究中所指出的，“市民社会一直是西方政治理论的重要主题”，但公共领域的概念本身，“并不是很契合西方的政治理论或是历史文献，而是更适用于17世纪早期以后的其他地区”。在她看来，“市民社会”的概念虽来自西方，但适用于中国。罗威廉注意到诸如茶馆、酒馆这样的场所，是公众观点阐发的集中地，他写道：“尽管别人不这样认为，但我深信这样的现象也存在于晚清。中国城市中的茶馆和酒馆便是如此的场所，它们至少都促进了人们对于公共话题的辩论，类似于早期现代欧洲咖啡馆。”我于2008年出版的关于晚清和民国时期茶馆的研究，从公共空间、公共生活、公共政治的角度，进一步推动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我相信我已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20世纪中国的公共领域是在不断地发展的。

与历史学家相比较，那些研究改革开放时代情况的政治学和社会学家，更喜欢用“公共领域”这个词。正如R. 克劳斯（Richard Kraus）所说的，他相信“所有的社会都存在着公共领域”；但一些更为谨慎的学者们认为，虽然“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它们经常被捆绑在一起”。学者们已经注意到，公共空间在当代中国是如何影响“公共领域”这个概念的。当然，“城市公共空间”不仅包括街道、公共广场、公园、剧院、咖啡馆、茶馆等，还包括公共场所中的永久性建筑，如纪念碑、雕塑、壁画和其他公共场所的艺术等，它们“为讨论中国的‘公共领域’这个棘手的问题提供了一个途径”。因此，可以认为改革开放后的宽松政策、新的公共生活的机会，以及新商业和消费文化的发展，都促进了公共领域的形成和发展。与历史学家不同，研究中国的西方政治学和社会学家，一般喜欢用“市民社会”这个词。罗德明（Lowell Dittmer）和郭良平（Lance Gore）指出，“市场化对政治的影响是建立了市场文化”，从而形成了“更自主的市民社会的基础，最终可能出现一个更加多元的、善于自省的政体”。尽管一些学者认为，“市民社会”的概念是否可以用在1949年以后，甚至改革开放时期，都“极富争议”，但公共领域的概念似乎“少一些分歧”。但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后各种社团的兴起，可以被视为市民社会的一部分。

让我们进一步考虑这个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社会学家赵文词（Richard Madsen）发现，“由于过去十年的改革，中国社会的一些团体有的出现，有的恢复，至少有部分国家控制之外的自治权”，其中包括商业、行业、老年、宗族等协会（其中许多在前面章节已经讨论过）。赵文词认为，这些协会的扩张“削弱了国家对人口的控制力”。实际上，在赵文词的文章发表以来的约15年间，这些协会越来越多地显示市民社会中的自治化因素。赵文词与张伯伦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认为国家对市民社会的抑制，反而促使了市民社会的形成。而赵文词认为这是自愿组织的一种反弹，不是国家本身促成的，而“最终导致建立了一个民主的公共领域”，虽然这并不一定是“要建立西化的自由民主”。不过，赵文词建议我们对现实的社会进行更具体的研究，而不是依靠一些成见做判断。他特别提到了和本书有关的一个例子：尽管哈贝马斯指出“咖啡馆在18世纪英国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并不能假设“茶馆在中国也扮演了同样重要的角色”。我对茶馆和公共生活的研究，便是按照赵文词所说的，力图“找到促进公共领域、导致市民社会发展的正确量度”。我的个案研究表明，茶馆确实发挥了与欧洲的咖啡馆类似的功能。这与J. 吉廷斯（John Gittings）的断言相吻合，改革开放之后，“有自主权且快速聚集着信心的市民社会就有了更多的发展空间”。

我们已经建立了在现代茶馆以及其他公共场所开展各种活动的习惯：人们可以在那里自由地聚会、阅读、办讲座、讨论政治和社会问题等。当然，现在的互联网已成为以上各种活动的信息和意见发布的主要出口。与茶馆不同的是，上面说的这些活动虽然经常表达民意或公众舆论，但是可以在私密空间进行的，因此出现了在私人空间展开公共活动这样的新形式。互联网是一个虚拟的空间，但是已经确确实实地演变成为公共空间，虽然它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公共空间。我们可以看到，互联网的活力和茶馆类似，它也是一个舆论发布和聚集之地。随着公共生活越来越具有活力，公共领域必然会继续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