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住篮球，就像握住百年前她的手

更新时间：2025-08-09 14:49 浏览量：1

话剧九人原创高口碑作品《翻山海》讲述了一百年前，在三山女校校长陆斯年与篮球教练第五青的带领下，一支女子篮球队集结突围的热血故事。这群背景各异的女孩在篮球场上淬炼出坚固的自我、看见真实的彼此，更以热血、诚心和韧性，为女性参与运动开辟出更广阔的青空。

自2024年创排以来，《翻山海》已经走过7座城市，豆瓣评分8.5，并获得多项剧目展演荣誉。

而这部戏的创作灵感，来自一段历史裂隙中的微光——上世纪20年代，由陆礼华创办的两江女校，以“开天辟地”的精神，在巨大的偏见与阻力中组建了中国初代女子篮球队。

镇上头一个读书的姑娘

我出生在上海青浦县。祖上开南货店，镇上顶顶兴旺。可我爸爸是读书人，一心想考武举报国，看不上做生意。我也跟着他，觉得读书好。我们那个小镇闭塞得很，男小囡都不大读书的。我就不服气，我要读。

我姆妈不识字，是绕小脚的。我六岁，她也给我绕。痛啊。我不肯。包了小脚，人家一看就晓得是女的，我只想跟男的一样。大人吓我：“大脚没人要，嫁不到好人家。”我说：“你让我害我好了，这苦头我吃不了。”她讲：“没办法呀，一定要吃苦的呀。”她白天绕，我夜里就跑到外婆家，用剪刀剪掉。她绕三次，我剪三次。最后她斗不过我，镇上十几个小姑娘看我剪，也都学样剪脱了，后来都谢我：“阿姐好，让我们勿缠小脚。”

爹娘生了四个，只活了我跟阿姐两个。姆妈觉得生两个姑娘也没错，爸爸老不开心。他心灰意冷，样样勿做，还抽鸦片，家道败落了。姆妈只好带着两个没出嫁的小姑种田、种豆、种棉花，养一家九口人。我五六岁就懂事了，看姆妈太苦，就安慰她：“姆妈放心，我长大要像男的一样，男人能做的，我也做。”

我从小就听花木兰的故事。六岁就想读书，爸爸本来不许。有桩事体让他转念了：姆妈生病想吃粥，我一清早摸黑去河滩淘米。人小，天又暗，推了河边一只船，哐当跌进河里。命大啊，两只脚勾在木桩上。上头有人打水，桶里捞着我，人都说淹死了。有人讲：“死马当活马医吧。”把我趴在米筐上，呕出水，“哇”一声哭出来了。救活了，有人骂我“白相得作死”，我说：“我是为姆妈淘米呀。”这下爸爸心转了：“这小姑娘倒蛮乖，对娘好。”从此许我六岁女扮男装去读私塾，念四书五经——镇上头一个读书的姑娘。

读书了，我穿长袍马褂，用功。背书比男小囡都快，老师喜欢我。有人笑我“女扮男装”，讲风凉话：“女小囡有啥用场？终归别人家的。”爸爸听了要气，我不管。我有书读，爸爸宝贝我，就够了。

读了三年私塾，字认得了。爸爸思想新，订了上海《申报》，全镇独一份。我八九岁就抢着看图画——孙中山、黄兴，还有女革命家。我都剪下来贴墙上，敬仰啊。孙中山讲女子要读书、男女平等，我佩服。心想长大也要参加革命。

1897年，梁启超在上海《时务报》上发表《倡设女学堂启》

辛亥革命后，离家三里路的白鹤乡办了率英女校。我十二岁吵着要去。一考，私塾底子好，直接插班三年级。读了一年多毕业。又考到县里在明女校（高小），跳级，一年多又毕业。接着考苏州二女师——我顶想做先生。因为在小学常替生病的幼稚园老师代课，小朋友跟我好得不得了。考取了，但没去。我的体育老师看中我：“礼华，去读体育好伐？”介绍我到上海的中国女子体操学校。我就去了。

家里越来越穷，店也关了。我十七岁到上海读书，学费靠姆妈攒的“私房铜钿”、我自己养鸡养羊攒的钱，外公凑一点。姆妈不放心，和爸爸一道送我到上海。

23岁办学校

唉，进学堂不久，顶顶苦的事体来了——我姆妈没了。我灰心啊，书也不想读了。觉得姆妈是为我苦死的。家里办完丧事，我穿身白衣裳回学堂，对王校长讲：“王老师，我不读了。姆妈没了。学费也没了。”校长真好：“不读书总归不对。你孝顺，姆妈对你有指望。书读不起，慢慢来。我免你学费，交点饭钿就好。你帮学堂做点事，毕业就留校教书。”听他话，我留下来了。毕业时他真叫我留校，我心里快活。

五四运动爆发那年，我刚好毕业，便全身心投入其中。参加学生会组织的游行、演讲，跑遍苏州、无锡、杭州，到处宣传爱国思想。有人问我：“小姑娘胆子怎么这么大？”我说：“中国被日本人欺负，要打倒帝国主义！”有一次游行，警察用军棍打伤学生，报上误登我被打死，家里急得派人来找，结果发现我只是头上挨了一棍，没大碍。但这事倒让“陆礼华”这名字出了名。

陆礼华

学生活动让我结识了许多前辈，黄炎培、张謇、马相伯、蔡元培常来演讲，我负责接待。他们讲的无非三件事：爱国、新文化、教育救国。马相伯先生八十多岁，变卖家产办震旦、复旦，他大声疾呼：“革命不能靠五分钟热情，中国要强，得靠教育、实业、体育！”蔡元培先生则说中国文盲太多，必须大兴教育。我想，张謇办实业，蔡元培办教育，我能做什么？我是学体育的，那就办体育吧。

原本只想做个体育老师，可听了马相伯的话，才把体育和救国联系起来。一个人能教多少学生？不如培养师资，一个老师能带一所学校。就这样，1922年，23岁的我决定办女子体育师范学校。

初创时学校只有18名学生，经费捉襟见肘。但很快，各地学生纷纷报考——广东、四川、湖南、东北的都有。两三年间，每年招生超百人。原本只想为江浙培养体育教师，取名「两江」，没想到竟成全国性学校。许多学生和我一样，抱着“女子当自强”的信念而来。还有放足的小脚女生来报考，我起初拒绝，她们质问：“父母给我们缠足，难道连体育也不能学？”后来破例录取了一位放足女生，她后来成为哈尔滨女中体育教师，还带队参加远东运动会。

1923年1月24日，《申报》两江女子体育师范学校招生告示

办学资金是个奇迹。我在五所学校兼课，月入百元，两年半攒了三千元。但初创时18个学生的学费根本不够开支，最窘迫时，我当掉裙子给车夫发工钱，债主上门掀锅剪电。

社会压力更甚。一个女子办校发展这么快，惹来诸多猜疑：“她哪来的钱？”其实校董们只挂名不出资。我不愿乞讨，宁可借贷，渐渐建立了信用。最难的是建校舍。教育部要求体专须自有校舍，许多学校因此倒闭。我抵押地皮建楼，因坚持建在华界，借款艰难。停工一年后，终于在南市建起四层校舍。

1931年，我在江湾另建新校舍，不料一二八事变中毁于战火。战后，我带领师生用旧砖瓦修复教室、添置设施。1932至1937年是两江全盛期，我们以“远东最好体校”闻名。

中国第一支女子篮球队

1925年，我们学校组建了中国第一支女子篮球队。在女子体育教育这块，两江女子体育师范学校开创了许多先河。

最初，我们的运动服还是保守的灯笼裤配长袜，后来为了与国际接轨，我让学生穿上翻领白衬衫配大红短裤参加比赛。人家看不惯，穿这个翻领衫、运动衫，说我们“坦胸”，短袖子的衣服叫“露臂”，穿条运动裤，短裤、赤脚、露腿，叫“露大腿”。被人家骂透了，报纸上骂。我说：“这都不怪你们的。你们掌握这个舆论权，报纸的编辑什么的，你们批评啊、骂啊什么的。我不怪你们的。你们那时候的眼光只有这点。你们看得太少。”我觉得中国应该要有一种志气，外国人有的，我们也应该有，他们比我先进，我想要学习。这样将来我好去国际上比赛。

1931年，我决定带队赴日比赛。这是中国第一个女子篮球队出国，国际上的友谊比赛，当时东南亚人家蛮重视的。日本人当时其实侵华形势也蛮严峻的，我们中国对日本人没好感了。同时他们的体育突飞猛进，在奥运会里面有个女的运动员得冠军的。我们中国在奥运会里只有个刘长春去，中国这个国家是根本没有体育的。

这个时候我要和日本比赛，社会上的人看法不一样的：“你毫无准备，国际上毫无地位，你啥地方来的铜钿？你怎么能到日本去？现在日本已经参加奥运会了，我们中国一个人都没有过的成绩。你怎么能去和他们比赛？”我说，不一定的。但人家又说：“你试试看。你不要将来不能见人投进东海！”我那时候很气。中国人怎么这么没志气？难道我们中国人就这么没用？

我自己也有准备的：我的队伍自己日日夜夜带着训练，一年一年，两三年下来，上海所有的比赛我们都参加，最大是参加上海西人青年会的比赛，全是运动员，人么又高又大，年纪也蛮大的，二十七八岁。我们都是年纪轻的学生，人是矮小的，怎么去和她们比呢？被她们一撞就撞倒了。我不相信，我总归要去参加。开头西青会不许我参加。后来我们争取了，争取参加了呢，得了四年锦标。我们全国各地都去比，都是胜利的，我觉得有一点把握可以到日本去。不敢同人家商量，也不敢公开向别人筹经费。放在肚子里，今天积点钞票，明天积点钞票，为了这个篮球队出国。做了一张预算表，一个人要几钿，十几个人要几钿。假如他们不招待我们的人，不和我们比赛，我也不靠你们。我们来游历一趟，考察一趟。总之一句话，不借人家一个铜钿。

1931年，两江女篮赴日比赛

吃苦吗？吃苦的。坐四等舱轮船。到了那边，一个运动员一天加一只鸡蛋。借人家的房子，伙食包在日本人的家庭里。我总归是自己独立，不求人家，打算靠人家是不行的。你们骂我也好，咒我也好，你们望我死在东海里也好，将来一败涂地回来啰，看她怎么有面子啰，让你们去讲好了，我总归做我的事情。所以，我叫他们报纸不登，让我走掉了你们报纸再登。上了船，开出去了，到日本去了，再发表：“两江篮球队出征东京”。登了报纸后，噢哟，教育部来说我们没有经过批准噢，上海教育局也说：“她也没有经过我们教育局的批准。”都来说。但是我老老早早日本都已经到了！在日本，我们面临重重刁难：日方坚持用他们的球、只升日本国旗、只唱日本国歌。我据理力争，最终达成对等协议。我们只有十名队员，人是矮小的。但就是十场比赛中赢了六场，打平一场，只有一场因裁判不公落败。这时日本人才惊呼“震惊三岛”，连皇室都出面宴请。随后我们又应朝鲜邀请前往比赛，取得全胜战绩。

1935年我又带领两江女篮出访南洋多国，获得全胜。两江女子篮球队最后被认为是中国实力最强的女子篮球队。我不是要争这个，是为了提倡女子体育运动，是为了友谊。我们出国呢，终归要争个国家的荣誉，总算争到了。现在那些学生都八九十岁了，总归谈起这件事情：“校长，我们跟着你到日本去，虽然当时是很辛苦，但是到现在也不能忘记那段日子。”对我也是，现在想到也是一阵高兴。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我的两江女子体育师范学校正处在战火前沿。眼睁睁看着多年心血建成的校舍在炮火中化为废墟，游泳池被日军当作马粪坑，那种痛楚至今难忘。停课后，我立即投身抗日救亡，组织上海市各界妇女运动促进会，募集八万多元支援前线。记得那时伤兵医院里，肠子外露的伤员排成长队，我们组织的妇女们日夜赶制绷带、烹煮食物，一千多名成员齐心协力，把温暖送到最需要的地方。

两江女子体育师范学校江湾校区正门

1938年辗转重庆途中，最让我揪心的是那些流亡女学生。十七八岁的姑娘们，原本满怀抗日热情离家参军，却因团体解散而流落街头。她们认出我是两江校长，围着我哭诉：“我们无家可归了。”这促使我在重庆南岸创办分校，收留了五百多名流亡女生。没有经费，我们就照陕北公学做，师生穿草鞋、扛锄头开荒种地。邓颖超大姐曾送来陕北公学的办学资料，却也提醒我：“礼华姐，你是好心，可要吃亏的。”果然，国民党当局认定这是“共产党外围组织”，最终强迫停办。最痛心的是看着那些不肯离校的学生，我们只能组织手工业社让她们勉强维生。

1946年回到上海，迎接我的是更漫长的抗争。江湾校址被六个国民党机关霸占，军官们说：“我们是从日本人手里接的，凭什么还你？”为收回校产，我奔波两年多，上至南京各部委，下至驻军营地，常常白天交涉，夜里就睡在尚未收回的校舍里。有军官竟说：“我们为国立功，住这儿天经地义。”我反问他：“打仗时军事第一，如今和平了，不该教育第一吗？”最终只收回部分校舍，勉强办起两江中学。

1950年那个阴冷的早晨，教育局来人宣布接管学校时，我怎么也想不到，幕后操纵者竟是我曾经的学生。就这样把我赶出来，我变得一无所有。我心血都在这个学堂里。除了学堂，我上无片瓦，下无寸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