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四十年的“阿庆嫂”：朱凡——昆城湖底的忠魂

更新时间：2025-09-14 16:19  浏览量：2

舞台上的“阿庆嫂”家喻户晓，可湖底的那个女子，却沉默了整整四十年。
后来人们才慢慢知道，她就是传说里的“阿庆嫂”——朱凡。
我们该记住的，从来不是“传说”，而是“真实的血肉”。
本期最人物纪就带大家走进朱凡，走进那个被遗忘四十年的“阿庆嫂”。

1919年6月，朱凡出生在浙江省宁波市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里，父母做着丝绸生意，家里条件优渥。从小她就跟着先生学英文，手指在钢琴键上弹得流利，衣柜里总挂着新做的旗袍，连出门买糖糕都有家里的伙计跟着。
1932年冬天，淞沪抗战的炮火撕裂了上海的天空，消息传到宁波时，朱凡正在读中学，她在报纸上看到难民挤在火车站的照片，看到被炸毁的校舍，心里有些什么东西跟着碎了。
她开始偷偷读进步书籍，跟着同学去码头给罢工的工人送馒头，把自己的首饰换成钱捐给伤兵医院。原来的名字渐渐没人叫了，她跟大家说“叫我朱凡吧”——凡，是平凡的凡，但她心里清楚，自己再也回不去那个只弹钢琴的姑娘了。

几年后，她离开宁波，一路往南，再往北，跟着队伍在山里打游击，学会了用土造的枪，学会了在黑夜里辨认方向，也学会了把痛藏在心里——不声张，忍着，才能活下去。

1940年开春，组织上派朱凡到沙家浜，让她在芦苇荡边开家茶馆作掩护。她盘下了镇口那间闲置的旧铺子，刷了白墙，摆上八仙桌，门口挂起“春来茶馆”的木牌，自己成了老板娘。每天天不亮就起身生炉子，煮茶的水汽混着炒瓜子的香飘出半条街，日军小队长、伪军翻译官、过路的商贩、挑担的农民都爱来歇脚。她笑着给伪军递烟，听他们吹嘘昨天抢了哪家的鸡，转身就把日军要“清乡”的消息揉进面里，包成菜团子递给假装买早点的交通员。
茶馆后墙有口枯井，井底藏着三个负伤的同志，她每天半夜提着食盒下去，先摸黑把药敷在伤员溃烂的伤口上，再把热粥吹凉了一勺勺喂。有回伪军突然查店，她抄起灶台上的铜壶就往井边跑，假装泼水，脚在井沿轻轻敲了三下——那是让井里人屏住呼吸的暗号。
日子久了，她连脚步声都听得出来：老张的草鞋磨偏了后跟，踩地“吱呀”响；小李爱踮着脚走路，脚步声又轻又急。这些细微的响动，成了她在刀光剑影里辨明敌友的信号。

1941年7月10日清晨，日军的卡车轰隆着开进沙家浜，直冲着春来茶馆围了过来。朱凡正在灶台边揉面，听见枪响时，手里的面团“啪”地掉在案板上。交通员半小时前刚送来撤离通知，让她带着伤员从芦苇荡转移，可她看着后墙那口枯井——三个伤员还在井底，药布刚换好，粥还温在食盒里。
她没走，转身把灶膛里的火灭了，又把交通员留下的密信塞进墙缝，这才慢慢走到门口。敌人踹开门时，她回头望了一眼那口井，井沿的青苔被她踩出的脚印还没干，像是在跟藏在底下的人说“别怕”。
两个日军兵架住她的胳膊往外拖，她没挣扎，也没喊，眼睛平视着前方，像是知道接下来要去的地方，早就在心里走了一遍。

日军把朱凡拖进审讯室时，屋里的刑具在煤油灯下发着冷光。翻译官把纸条拍在桌上，上面写着三个伤员的名字，问她人藏在哪里。朱凡垂着眼，手指在粗糙的桌沿上摩挲了一下，只轻轻说：“不认识。”
小队长气得把皮带甩得噼啪响，一鞭抽在她背上。粗皮带嵌进皮肉，血珠子立刻渗出来，染红了她洗得发白的褂子。她咬着牙，后背弓成一张拉满的弓，却没哼一声。敌人换了花样，把烧化的蜡油往她手指上滴，滚烫的蜡油顺着指缝往下流，她猛地攥紧拳头，指甲掐进掌心，直到蜡油凝固成硬壳，剥下来时连带着皮肉，她才闷哼了一声，眼里却还是没什么波澜。
他们又按住她的手，用铁钳拔她的指甲。第一个指甲被扯下来时，血顺着指尖往下淌，滴在地上积成小小的血洼。她盯着那摊血，像是在看什么不相干的东西，嘴里依旧是那句：“不认识。”后来上了电刑，电流穿过身体时她浑身抽搐，头发都竖了起来，敌人以为她要招供，凑近了听，她却突然笑了一声，声音哑得像破锣：“你们问错人了。”
最后敌人把她的脚趾往反方向扳，骨头碎裂的声音在屋里响得刺耳。她疼得眼前发黑，却还是冷眼看着小队长，说：“我真不认识。”
审讯室的灯亮到后半夜，朱凡的褂子早被血浸透，脸上身上全是伤，可问来问去，她只有这三个字。小队长踹翻了椅子，吼着让人把她拖出去——湖边的汽艇已经备好了。

天快亮时，敌人把朱凡拖上了卡车。湖边停着两艘汽艇，马达突突地响，惊飞了芦苇丛里的水鸟。两个日本兵架着她的胳膊往船边拖，她的腿早就被打坏了，每走一步都在地上拖出一道血痕。他们用粗麻绳把她的左腿绑在一艘汽艇的船尾，右腿绑在另一艘上。

朱凡忽然抬起头，望向芦苇荡的方向——那里藏着她救过的伤员，藏着她没来得及告别的同志。汽艇发动的瞬间，她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朝着天空喊：“中国——不会亡——”话音未落，两艘汽艇朝着相反的方向开去，粗麻绳瞬间绷紧，她的身体在空中被生生撕裂。
血溅在湖面上，像开了一大片红莲花，很快又被湖水吞没。她的遗体顺着水流往下沉，最后消失在昆城湖的深处，只留下一只半旧的绣花鞋漂在水面上，鞋面上绣着的荷花已经被血染红了。
后来附近的渔民在湖边捡到了这块手帕，上面用铅笔写着两个歪歪扭扭的字：朱凡。
汽艇的马达声渐渐远了，昆城湖又恢复了平静，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春来茶馆后来关了门，门板上的“春来茶馆”木牌被风雨吹得发白，慢慢没人记得那个总笑着递茶的老板娘，更没人知道她夜里提着食盒下井的事。

后来样板戏火了，“阿庆嫂”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戏里她眼波流转，斗智斗勇，人人都能哼两句“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可没人把她和沙家浜那个被拖走的女子联系起来。
一晃四十年过去，当年藏在井里的伤员老了，颤巍巍地跟孩子说“那年救我的，是个叫朱凡的姑娘”，大家才知道，传说里的“阿庆嫂”，原来真有血有肉。
现在我们哼着戏词时，会不会想起昆城湖里那只半旧的绣花鞋？
那个用血肉喊出“中国不会亡”的朱凡，她的名字，该不该刻进我们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