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茶馆出发，回看1950年以后的成都

更新时间：2025-08-20 18:59  浏览量：2

《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50~2000）》出版经历过一些波折，最终能够出版终究是好事。这个版本做了哪些修改不得而知，但能看到王笛对于 1950 年到 2000 年间中，“前 17 年”和“文化大革命”这两个时间段做了大量的微观层面的再现，其中有关茶馆消费者、茶馆所代表的生活方式、茶馆的经营组织方式、茶馆所附着的文化娱乐功能等核心功能等都有深入探讨，这更难得。

王笛教授向来在微观层面保持敏锐和兴趣，他的早期作品《跨出封闭的世界》作于八十年代，与那个年代好大喜功的叙述方式、一本书试图解决所有问题的冲动完全不同，那时就表现出他对实际生活的掌控力，而这种掌控力让王笛在思考一些重要概念时，可以有更沉着的视角。比如，从《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到两本“茶馆”所涵盖的 20 世纪的一百年，一以贯之的“社会、政治与公共空间的彼此争夺”其实是不断呼应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问题：我们称之为“公共领域”的这个东西在中国究竟是什么，表现为什么，它是否真的存在……

这一本《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50~2000）》基本上给出了王笛的解答，他沉入到细节社会，证明了公共领域的确实存在，而长达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进程里，政治、社会和公共空间的此消彼长，则让我们看到从“公共空间”到“公共领域”这个过程的艰难。

我们摘选了第三章《国家力量与社会主义娱乐的兴起》的部分内容分享给读者。

新文化机构的建立

从解放军进城军管开始，人民政权对城市文化的管理便开始了。1950年1月1日，即人民解放军进驻成都四天之后，政府便成立了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接管委员会，下设文艺、教育、新闻、出版等处，而文艺处的主要任务是“宣传中国共产党方针政策，领导全市文化艺术工作”。1950年5月17日，成都文化教育局成立，取代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接管委员会。成都所有的书场（演出曲艺节目的茶馆），包括其中演出清音、金钱板、竹琴、扬琴、荷叶、口技、皮影的艺人，“不论其经营性质、思想倾向如何”，一律实行“归口管理”。

1950年2月，中共川西党委和文艺处设立军事接管小组，派军事代表对正声京剧社进行接管，改名新声京剧社；同月，成立军事代管小组，派军事代表对三益公大戏院进行“代管”，改三益公为公私合营。3月，文艺处和川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成立成都市戏曲改革工作委员会（简称戏改会）。戏改会把三益公（川戏）和新声（京戏）作为戏曲改革重点试验单位，先对已经接管的剧团进行“正面教育”，即“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基础知识和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与推陈出新的方针为中心，组织演职员工进行学习”；另一方面，组织演出“老区剧目”（解放区创作的戏曲），包括《三打祝家庄》《北京四十天》《鱼腹山》《逼上梁山》《王贵与李香香》等，“不久前还占统治地位的《青城十九侠》《玉狮带》等迷信怪诞的连台本戏被赶下了戏曲舞台”。

三益公大戏院是最早进行改造的。改造以“先走一步，取得经验再广为推广”为目的。先是“思想摸底”，然后每日两小时“讲解和讨论”，接着是“大报告”。不久，三益公大戏院便上演了《小二黑结婚》。从三益公大戏院开始，新政权对剧团管理也进行了改革，由各方面人员成立代表小组。1950年12月，市政府拨款500万元，以公私合营手段改三益公为成都市试验川剧院，任命了正副院长，“从根本上改变了剧院的性质”。剧院不久便上演了《皇帝与妓女》《太平天国》等戏，对“戏曲改革起到了推动作用”。

1951年5月，政务院发布《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提出了“改人、改戏、改制度”的“三改”政策。这些政策很快在全国实施。在“三改”过程中，艺人们发掘、整理、改编、移植一批剧目，还组织艺人下乡演出，参加土改宣传工作。成都市政府调查了在市区145处演唱曲艺的500余名艺人，“进行清理、登记，颁发了演唱证”；1950年成立曲改会筹备会，1952年正式建立了曲改会，所有曲艺从业人员都必须在会登记，成为会员。这样国家不用直接应对这个庞大和复杂的群体，而是更有效地利用专业组织对其进行管理，为下一步改造奠定了基础。

中共戏曲改革的政策在延安时期便已经开始。其实，对戏剧的审查在中国有很长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明清两代。在抗战时期，茶馆中表演的脚本必须先经国民党政府审查批准，尽管很少有茶馆遵循这条规定。

接管戏班和戏园

在民国时期，成都所有演出曲艺的茶馆都被称为书场，包括讲评书（当时称“评话”）和各种曲艺表演的场所。1949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成都之前，四川省会警察局换发营业执照登记，当时成都共有24个茶社书场。1949年12月27日解放军进入成都后，共产党对都市文化施加影响的最早措施，便是由“川西地区一些地下党人和进步人士”于1950年初成立的“五月文化服务社”，其目的是以“为群众服务之精神”，“配合政府，推广文化事业，提高人民文化水平”。该社由川西军管会批准，成为成都“第一个发给许可证的社会群众文化服务团体”。该社位于成都最繁华地区之一的总府街，将过去的涨秋饭店、滔江茶社、三新浴室、豫园茶号等商号的所有房地产连起来，合而为一。

最初的经费是由川西军管会、“社会进步人士”、有关商家三方面赞助的。1951年5月1日，五月文化服务社正式对外营业。这个文化服务社的命名，便显示了其政治的意义。据一个早期组建者回忆，当时人们习惯称五月为“红五月”，因为该月有不少政治纪念日，如五一国际劳动节、五四青年节、五五马克思诞辰纪念日、五九国耻纪念日、五卅惨案纪念日等。第二个原因是“为了继承解放前南京五月文艺社的传统精神”。

五月文化服务社虽然是民办，但实际上是从民间的角度，“急政府所急，配合政府抓文化普及”，提供“革命的大众娱乐”的。该社最有影响的活动，便是1953年创办的五月社第一实验书场。成都曲艺界一些名家，如竹琴贾树三、扬琴李德才、相声曾炳昆、清音李月秋、金钱板邹忠新、大鼓盖兰芳等，皆参与演出。节目既有民间传统历史故事，亦有反映现实的新内容，把民国时期老牌书场芙蓉亭、锦春楼的观众也吸引过来，“书场常常座无虚席，极一时之盛”。另外又开办五月剧院，上演话剧、京剧、川剧。演出的节目有话剧《北京四十天》《白求恩》等，京剧有《玉堂春》《挑滑车》《拾玉镯》等。

这些活动由官方支持，如该剧院是“与四川省文联合作办理”的。该院的川剧演出也是由川西行署秘书长“从中支持促成”的，该院甚至计划办大众川剧院，“已请准行署，批了赞助费”，在总府街初步修建了砖房七幢，分别作演剧场、训练场、办公室、宿舍、小卖部等，但不久因“三反”“五反”运动开始而停顿。同时创办五月文娱茶园，把其作为“宣传教育的场所”。该茶园由于茶好水好，每天可卖五千碗茶，进出一万人次左右，为“当时最红火的茶园”。同时，茶园内还设有书报阅览亭，订有各种报刊十余份，以供阅览。由于人们喜欢到这个茶园下棋，于是茶园开办五月业余棋艺组，把其作为一种体育活动，强调“健身性，禁止暗中赌博”，举办表演赛，“轰动一时”。

虽然五月文化服务社的设立是政治化的，但其管理上还是作为一个经济实体实施的，以至于当时便有人把它视为一个“生意集团”；也有人主张更经济化和娱乐化，按上海大世界或南京夫子庙的模式经营。然而，最后，该社还是决定结合成都实际，“突出地方特色”，着重“文化服务”，经营上“以商养文，自负盈亏”。该社由社员大会推选出“社务委员会”，下分文教工作委员会、生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等。

不过，在当时的大气候下，这种与国家管理宗旨背离的“以商养文，自负盈亏”模式显然是难以持久的。1956年，成都市文化局“接收了”服务社，在其原址建立了成都市群众艺术馆，成为政府文化机构的一部分。五月文化服务社的经历，实际上反映了当时中国文化事业发展的大趋势，即地方文化日益失去其独立性，民众的娱乐文化逐渐被新的政治文化取代。按一个参与者后来受革命话语影响所写下的回忆的说法，五月文化服务社是在“为成都市的群众文化艺术活动的广泛开展作出了贡献”“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后退出历史舞台的。

除成都第一实验书场外，当时另一个新宣传阵地是第二实验书场。据《成都市志·文化艺术志》称，1950年1月：

部分曲艺艺人自愿成立了新蓉书场，分别在春熙路北段三益公茶社及总府街濯江茶社演唱，1951年迁至华兴街。11月经成都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成都市实验书场，地址在下西顺城街人民商场内。同年划归东城区，1952年改为成都市第二实验书场。

关于第二实验书场，我所知不多，但我根据从成都市文化局档案中发现的1956年《新蓉评剧团普查情况》，从新蓉评剧团的角度，对该书场有了进一步了解。新蓉评剧团前身于1950年成立，经营性质为股东经理制。据调查称，筹组的股东“全是解放前妓院的老板”，成员主要是“改业的姐妹们”。显然，按这个普查的说法，演员多为1949年后“改业”（晚清民国时期称“从良”）的妓女。名誉负责人是一个“封建会道门头子”李胡子，李后来被“镇压”。

不过，该书场的实际负责人是高某，地点设在三益公茶社，名为凯歌书场，后转移到华兴街的颐之时茶社，又到总府街的濯江茶社等地演出，最终更名为新蓉书场，经理由孔某担任。演出形式以清唱为主，有时“彩排几出京戏”。书场营业情况不好，靠“点戏”增加收入，演职员“很少拿到工薪”。调查称这段时间里，新蓉的演唱是“非常落后低级的”，演员的生活也“极其自由散漫”。奇怪的是，这个《新蓉评剧团普查情况》完全没有提到第二实验书场，但其中所提到的新蓉评剧团的早期历史，与《成都市志·文化艺术志》所述的第二实验书场几乎完全吻合，故两者应该是同一机构。

1951年10月剧团迁到华兴街新蓉茶社，但不久政府开始“教养游民、妓女”，书场的“姐妹们”在政府的教育下，据称“初步认识到自己的前途，以及努力方向，都积极地加紧学习，钻研业务，克服了以往许多不正确的思想意识”，“大大提高了思想觉悟”。1952年2月，由于评剧艺人加入，同时与新仙林书场合并，新蓉“呈现出一些新的现象”，取消了清唱形式，改演京剧和评剧。剧目方面也“较以往繁荣”，甚至还可以演出一些“大幕剧”，观众人数逐渐增加。

1954年，新蓉书场在政府扶持帮助下，改为新蓉评剧团，政府还派干部直接到剧团当领导，帮助剧团学习，提高业务水平，并贷款添置服装道具等（但同一调查又称“由文化局购置”），和在人民商场改建剧场。由于政府关怀，派驻团干部，剧团调整了组织，建立了必要的制度，作出演出计划，保证工薪，剧团有了显著的改变。这年，剧团在文化局帮助下，建立“团务委员会”，设立各业务部门，包括剧务股、总务股等，制定了工作制度和会议制度。但剧团没有进行“改选”，负责人仍然是孔某。调查说“此人无工作能力，不能很好的领导剧团工作”，因此“一切制度都流于形式”。每次开会都因“人事纠纷”，而不能顺利进行，问题得不到解决。1955年10月，文化局派干部驻团协助工作，改选了各部门负责人和正副团长，之后工作、学习均“较以往正常”。

根据这个调查，剧团共63人，1949年前从艺者20人，其余都是1949年后从业的。这63人中，艺人24%，学生16%，工人3%，自由职业4%，其他53%，在“其他”后面的括号称“包括妓女、老板”。另外，从政治历史背景看，该团有“封建会门清［青］帮”5人，袍哥2人，“伪军人员”4人。该调查说该剧团情况“十分特殊”，演员90%以上是女性，与越剧类似，“各行角色都由女同志反串充当”。同时，普查报告称观众对“反映现实剧中”的女扮男装“颇有意见”，认为这是“剧团发展的严重问题”。

全团共排演“大幕戏”55出，折子戏21出；其中保留剧目9出；经常上演的“大幕戏”36出，折子戏5出，“反映现实剧”13出。古装戏有《杨八姐游春》《西厢记》《秦香莲》《人面桃花》《红葫芦》等，现实剧有《祥林嫂》《擦亮眼睛》《刘巧儿》等，“较为群众欢迎”。《祥林嫂》连续上演30场，《杨八姐游春》先后上演50场。剧团自1955年演《擦亮眼睛》起，逐步建立“较正规的排练制度”，每一出新剧上演前，都要经过“讨论剧本、分析人物、对词、对腔、练腔、练乐、坐排、正式排练、彩排”等阶段。从演出的剧目看，剧团处于新旧间杂的时代。应该说在传统戏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现实剧为观众带来了一些新奇东西，这里“较为群众欢迎”的说法应该有所根据。

政治、文化、业务学习是中共进行思想改造的重要方式。该普查认为，1954年前，新蓉剧团由于缺乏“学习领导”，未能很好开展学习。自从1955年文化局干部进驻后，“由于忙于业务，政治学习仍未得到全面开展”。不过文化学习“开展较好”，大多数成员有“显著进步”，50%以上都能读报和写简单的便条与书信。但是“业务学习”存在较大问题，首先是无人教学，学和练没有得到正常开展；其次是剧团演员出身大约三分之二是“翻身姐妹”，她们因“以往旧有习惯未得到很好的改变”，学习热情不高。在传统的戏班子里，学戏有一套长期形成的程序，可能就是这里所称的“旧有习惯”，这种习惯当然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彻底改变的，而是与新的培训体系并存。

据普查情况报告，1953年前新蓉剧团财务管理“非常混乱”，收支均未建立正式账目，直到1954年，凡经手者都有“任意拉［挪］用公款”现象。该年10月，文化局帮助该团建立账目，“经济制度初步走上正轨”。但由于“业务不振，收入极不平衡”，不过负债不多，经济上“勉强能维持”，只是团员的生活“完全没有保障”。工薪采取的是“股账制”和“撇份制”，也有拿月薪者。

演员中最高工资为51.57元，最低为16.71元；职员最高为31.74元，最低为16.71元；全团工资为平均27元。1954年在人民商场改建的剧场，全部经费由文化局补助，剧场所有权属文化局，使用权属剧团，每天租金10元，每月300元。由于剧场条件差，无化妆室、观众休息室、厕所等，座位仅有577个，剧团申请减低房租为每月200元。这两个试验书场的确在成都的娱乐界起到了不小的影响作用，在从民间文化娱乐向革命文艺的转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政府的介入，使剧团从传统的戏班子家族式经营，发展到现代的企业管理。当然经营方式的改变过程，也是国家深入管理的过程。1951到1956年间，这个过程逐渐趋于完善。根据1956年《成都市曲艺从业人员及演唱场所基本情况的调查报告》，成都两个试验书场实际在“行政业务”上由文化局“直接管理领导”，据报告称两个书场在曲艺界都起了“良好的示范影响作用”。如清音艺人“在自愿基础上”，组合成三个与试验书场类似的“书馆”，与其他艺人合作，开始“试演曲艺剧”，改良过去“长期存在的不合理的点唱陋规”。

根据上述1956年市文化局的调查报告，每个书场经常都有八种曲艺演唱，平时演一场，星期天演两场，内容全都是“传统的”和反映“现实生活与歌颂新人新事的节目”，在表演艺术方面有“比较显著改进和提高”。剧团几年来共演唱了三百多个“新节目”，其中29个是“结合中心任务”，由艺人自己创作的；有68个是“经过整理的传统优秀节目”。演出的剧目有：《秋江》《讨学钱》《祭塔》《尼姑下山》《一个青年》《王三打鸟》《报喜》《男女一同前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