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七年文学”指的是什么？
更新时间：2025-12-05 21:05 浏览量：50
什么是"十七年文学"？
简单说，"十七年文学"就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这十七年间的文学作品。它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阶段，这个划分是后来学术界和官方为了区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特点而定下的标准。它的理论源头能追溯到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面明确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1949年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又确定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规则，从此政治和文学就像两根拧在一起的绳子，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虽然只有十七年，但这段文学承担了帮新中国建立文化认同的重要任务，在文学史上地位特殊。当时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农业合作化等社会大变革，都像风向标一样影响着作家的笔锋；原来的"解放区作家"和"国统区作家"也慢慢融合，最终形成了以革命故事为核心的写作风格。
整体特点：
十七年文学最突出的特点是政治比文学本身更受重视，政治运动常常让文学创作跟着"转舵"。从1950年代初批判电影《武训传》，到1957年反右斗争，再到1958年"大跃进"时的新民歌运动，文学创作始终追随着政治风向的变化。作品必须融入当时认可的政治思想，比如农业合作化时要大书特书集体主义精神，抗美援朝时要热情歌颂爱国主义情怀。有时候，高昂的革命热情甚至代替了文学本身的创造力，形成了一套和政治要求配套的写作模板。不过这段文学也不是完全"千人一面"。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提出后，曾短暂出现一批"敢说真话"的新作品，像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大胆揭露机关弊病，宗璞的《红豆》细腻描写爱情与信仰的冲突。虽然1957年后这种潮流慢慢退去，但还是给十七年文学注入了不少鲜活气息。
主要写什么？
十七年文学里写得最多、最成功的是革命历史故事和农村生活故事，另外也诞生了一些至今仍在上演的经典话剧。
（一）革命历史题材
《铁道游击队》：刘知侠花了十年心血写成，出版后火遍大江南北，影响了好几代人。书里讲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枣庄铁道游击队"扒火车、搞机枪"的英雄事迹，把传奇故事和真实历史拧得紧紧的。这本书被翻译成英、俄、法等八国文字，多次改编成电影电视剧，1956年的电影版里，游击队员飞檐走壁的镜头，更是成为很多人的童年记忆。
《红旗谱》：梁斌的代表作，通过冀中平原两家农民三代人的恩怨情仇，展现了从清朝末年到抗战时期北方农民革命的壮阔画卷。作者把家族恩怨和阶级斗争巧妙融合，语言里还掺着河北方言，比如"锁井镇"乡亲们的对话带着浓浓的乡土味儿，读起来就像听老人讲往事，特别有历史厚重感。
《林海雪原》：作者曲波本身就是剿匪老兵，书里讲的是东北民主联军小分队在长白山剿匪的故事。"智取威虎山"的情节至今还是经典，作者把武侠小说里的侠义精神嫁接到革命故事里，让杨子荣这样的英雄既有革命者的坚定，又有江湖侠客的豪情，读起来像看武侠小说一样过瘾。
《苦菜花》：冯德英写的是抗日战争时胶东半岛昆嵛山区的故事，主角是普通农村妇女冯大娘。这本书跳出了"男英雄"的套路，从女性视角看战争对家庭的冲击，冯大娘从普通农妇到革命母亲的成长过程，感情真挚得能让人掉眼泪。
《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大刀记》这些也很有名，它们都用老百姓爱读的通俗写法讲革命历史。比如《烈火金刚》学章回小说的样子，每章结尾都留个"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悬念，让人忍不住一口气读下去。还有吴强的《红日》，作为正面描写大兵团作战的典范，1963年改编的电影里紧张刺激的战争场面，至今仍让观众印象深刻。
（二）农村题材小说
《创业史》：柳青写的这本书，被公认为五六十年代文学的"巅峰之作"。为了写好它，柳青1952年从北京搬到陕西长安县皇甫村，一住就是14年，跟着农民一起下地、开会，甚至进山割竹子积累素材。书里以梁生宝带领互助组发展为主线，写农村搞社会主义改造时的酸甜苦辣，尤其是梁三老汉"既想过好日子又甩不掉老思想"的矛盾心理，写得活灵活现，堪称十七年文学里最真实的农民形象。
《三里湾》：作者赵树理是"山药蛋派"的"掌门"，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农业合作化的长篇小说。他用"说书人"的口吻讲故事，通过三里湾四个家庭的矛盾，比如"旗杆院"的产权纠纷，把农村改所有制时的思想斗争写得明明白白。就像刘照华在研究中发现的，书里对农村风光的描写，还藏着赵树理作为知识分子的诗意，比如对麦田、炊烟的细腻刻画。
《山乡巨变》：周立波的这部作品分正编和续编，讲的是湖南山乡搞农业合作化的故事。他保持了"茶子花派"清新淡雅的风格，把洞庭湖的水乡风光写得像画儿一样："清溪乡"的稻田泛着绿光，渔船在湖面漂荡，连乡亲们的对话都带着水的温柔。和《创业史》的宏大叙事不同，这本书擅长通过"婆媳吵架""邻里互助"这样的小事展现社会变化，陈先晋等农民形象就像邻居大爷一样亲切。
《艳阳天》：浩然的代表作，写的是京郊东山坞合作社麦收前后的风波。小说情节像过山车一样曲折，萧长春的坚定、马之悦的投机取巧，人物个性鲜明得像在眼前。语言简单直白，充满乐观精神，1960年代刚出版就卖了一百多万册，相当于现在的"超级畅销书"。
（三）话剧作品
十七年的话剧虽然不如小说"出圈"，但在戏剧史上地位不低。老舍是这时候最"牛"的剧作家，1950到1965年一共写了23部话剧，他把北京话的幽默和社会观察结合起来，形成了独一份的"老舍风格"。
《茶馆》：1957年写成的《茶馆》，至今还是中国话剧的天花板。剧本像人物展览一样，以北京裕泰茶馆为舞台，挤了近50个人物，上到官老爷下到拉车夫都有。通过茶馆老板王利发的起起落落，侧面写出了从晚清、军阀混战到国民党统治的社会变迁，所以有"三幕戏埋葬了三个时代"的说法。里面秦仲义想实业救国却破产，常四爷爱国却被抓，这些人物的命运让人唏嘘。《茶馆》在国内外演了几百场，1980年去西欧演出时，被外媒称为"远东戏剧的奇迹"，1983年在美国演出，还被比作中国版《推销员之死》。
《龙须沟》：老舍的另一部经典，写的是北京龙须沟从"臭水沟"变成"幸福渠"的故事。程疯子从乞丐到艺术家，王大妈从愁眉苦脸到笑逐颜开，通过这些普通市民的变化，展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进步。这部剧让老舍获得了"人民艺术家"的称号，直到现在，剧中"您瞧这沟，改得多好"的台词还能引起老北京的共鸣。
写作特点：
（一）题材选得"政治化"
十七年文学的题材主要集中在三类：歌颂党、领袖、社会主义和人民；回忆战争年代的苦难与奋斗；批判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旧思想。这种选题和当时的文化政策密切相关，中国作协等机构会通过定创作计划、评奖等方式，引导作家写"重要题材"。当时流行一句话："题材越重要，作品价值越大"，作家被要求多写"光明面"，导致日常生活、都市爱情这些"小情小调"的题材很少见。
（二）人物形象"套路化"
写人物时，常常把"典型形象"放大，形成了"高大全"的英雄模式——革命英雄要么是"完美战士"，要么是"道德标杆"，身上全是先进品质，却少了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比如《林海雪原》里的杨子荣，几乎没写过他的个人感情。写"坏人"也简单粗暴，直接贴标签，像《创业史》里的姚士杰，一出场就带着"阶级敌人"的标签。不过也有例外，茹志鹃《百合花》里的小通讯员，作者通过"枪筒里插野菊花"这个细节，写出了革命军人的温柔，就像画里的"留白"，特别动人。
（三）写作方法“单一化”
十七年文学主要遵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要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后来的"革命现实主义加革命浪漫主义"（简称"两结合"）是唯一的写作方法。简单说，就是既要写真实的生活困境，又要透出革命乐观主义。比如《创业史》里虽然写了互助组缺粮、有人拆台的困难，但始终相信集体化会成功。这种单一的方法限制了文学的"花样"，有些作品变成了"政治口号集"，但也有作家在"框框"里创新，比如柳青把农民的心理写得比针还细。
（四）很少写城市生活
十七年文学里城市题材特别少。当时主导文坛的是"解放区作家"，他们熟悉农村生活，觉得"为人民服务"就是为农民服务；另一方面，那时候把近代城市看作"罪恶的温床"，都市文学里的咖啡厅、电影院这些元素都被视为"资产阶级情调"。就算写城市，也大多只写工厂，比如周立波的《铁水奔流》以钢铁厂为背景，但里面的情感和道德观念还是农村那一套，真正的都市日常生活几乎是"空白"。
（五）不太写日常生活
十七年文学对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不太感冒，连爱情、亲情这些情感都很少写。1950年代中期虽然有《红豆》、《在悬崖上》等爱情小说，但很快就因"宣扬资产阶级情调"被批判。作家更愿意写"革命化的日常生活"，比如集体劳动、政治学习这些场景。老舍本来写了《正红旗下》，想讲旗人的日常生活，但因为和主流题材不符，没写完就搁笔了，成了文学史上的一大遗憾。
有什么影响？
十七年文学就像一块双面镜，既有明显的缺点，也有不可忽视的亮点。缺点是政治对文学干预太多，有些作品变成了"口号堆砌"，比如"大跃进"时期的一些诗歌，读起来干巴巴的。但亮点也很突出，像《创业史》对农村社会的深刻观察，《茶馆》的史诗般结构，这些作品在人物塑造、语言运用上都达到了很高水平，就像老酒一样，越品越有味道。
近几年，学术界开始用"放大镜"重新审视这些作品。比如刘照华在《红色经典的时代之问》里，通过细读发现《红岩》不只是"革命教科书"，里面对甫志高叛变前的言行伏笔、江姐的心理描写，其实藏着丰富的人性百态。他还提到，以前我们太关注这些作品的红色标签，反而忽略了它们作为文学经典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