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悲剧，不是满人不行，换任何汉人王朝都躲不过近代屈辱

更新时间：2025-12-31 02:41  浏览量：19

光绪二十一年的京城，秋老虎还没退尽，柳荫街的德顺茶馆里，铜壶烧出的白汽混着高碎茶叶的香气，裹着满屋子的愤懑飘在半空。

穿短打的伙计擦着沾了茶渍的八仙桌，耳朵里接二连三飘进骂声：有人攥着皱得发毛的《马关条约》抄本，把牙咬得咯吱响。

穿蓝布长衫的穷士子拍着桌子，骂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园子；更有个扛着布褡裢的山东汉子，把粗瓷茶碗顿得震天响：“要是这江山还姓朱！咱们汉人坐天下，哪会让东洋鬼子骑到脖子上拉屎！”

这话像一颗石子扔进了静水里，茶馆里顿时炸开了锅：有人跟着拍桌子附和，说满人是异族，就怕汉人势力大了夺他们的江山，宁愿看着国家落后挨打，也不肯学洋人的本事；

有人说朱家天子定然不会搞文字狱，定然会开海禁，早早学洋人的枪炮，哪会落到割台湾、赔白银的地步。

就在吵嚷声快要掀翻屋顶的时候，角落一个穿洗得发白的青布长衫的老者，放下了手里卷边的《明史稿》，咳嗽了一声。

大伙都认得他，是前翰林院的陈编修，辞官后天天泡在这茶馆里读史书，说话向来有分量，茶馆里很快静了下来。

陈先生捻着下巴上沾了茶沫的白胡子，开口道：“诸位都觉得换了汉人王朝，就能躲过这一劫？那你们怕是忘了，三百年前的明朝末年，天下是什么光景？”

有人小声嘟囔：“明朝是汉人王朝，总比满人强吧？”

陈先生摇了摇头，指尖点了点桌上的《明史稿》：“我早年修明史，最惊心的不是李自成破京城的战乱，而是翻到万历、崇祯年间的邸抄 —— 那时候的明朝，财政早就崩了：

西北的农民闹饥荒，朝廷拿不出银子赈灾；辽东的后金打过来，士兵连军饷都领不到，只能靠抢百姓的粮食过日子；京城里的百官忙着党争，今天你参我一本，明天我告你一状，没人管天下的死活。

这样的朝廷，连努尔哈赤的八旗兵和李自成的流民都挡不住，就算把它搬到 1840 年，面对拿着洋枪洋炮的英国远征军，就能打赢？”

他顿了顿，给自个儿添了半杯凉茶：“再说了，大伙以为清朝的规矩是满人凭空造的？

史学上有个说法叫‘清承明制’，我当年修史的时候对着明朝和清朝的官制文书比了三个月：从中央的六部九卿，到地方的督抚道台，从科举取士的八股文，到收税的田赋制度，清朝全是照着明朝的模子刻的。

只不过多了些八旗驻防的规矩 —— 说白了，就是换了个家主的大农场，农场的规矩、地里的庄稼，甚至看管佃户的法子，从来就没换过。”

“这农场的规矩是什么？” 陈先生的声音慢了下来，“一是皇帝把天下当成自己的私产，要的不是这天下能长出新东西，而是所有佃户都安安分分，不许有半点儿出格的念头。

明朝有东厂西厂的特务，盯着百官百姓的一举一动；清朝有文字狱，连写‘清风不识字’都要掉脑袋。

二是百姓都守着几亩地男耕女织，吃的穿的都自己造，没人愿意把钱拿出来做生意、开工厂；朝廷的税赋全靠田赋，没本事像洋人那样收商税、关税，自然攒不下钱搞工业、建新军。”

“就算把明太祖朱元璋从孝陵里请出来，放到道光皇帝的龙椅上，他能怎么办？” 陈先生叹了口气，“

他这辈子守的就是朱家的天下，脑子里的法子就是杀不听话的人、收佃户的粮，他根本想不到，也容不下洋人的科学、洋人的制度 ——

那些东西会让佃户有了新想法，会让他的大农场乱了套，他只会像道光皇帝一样，先打一仗试试，打输了就割地赔款，因为他根本变不了这农场的根。”

茶馆里静了下来，只有铜壶的咕嘟声，刚才喊得最凶的山东汉子，也端着茶碗闷头喝茶。

过了半晌，穿蓝布长衫的士子小声问：“那要是洋人打过来，逼着汉人王朝改革呢？总比满人愿意改吧？”

陈先生又摇了摇头：“你们忘了崇祯皇帝了？当年李自成兵临北京，崇祯皇帝让皇亲国戚、文武百官捐款充军费，那些天天在朝堂上喊‘忠君报国’的大臣，一个个哭穷：有的拿出几十两银子装样子，有的甚至把家里的桌椅搬到大街上卖，装成连饭都吃不起的穷光蛋。

可李自成打进北京之后，从这些人的家里搜出了几千万两白银 —— 他们不是没钱，是不愿把钱拿出来给朝廷，因为在他们眼里，这江山是皇帝的私产，不是他们的，他们要保的是自己的家产，不是皇帝的天下。”

“这不是满人的毛病，是所有农业帝国的通病。” 陈先生的声音沉了下去，“你看隔壁的朝鲜李朝，纯纯粹粹的本民族王朝，比清朝还保守，洋人打过来的时候，连洋枪都不肯碰；

再看安南的阮朝，学了咱们上千年的儒家规矩，还不是被法国人打得签了保护国条约？唯独日本成了例外，可日本为什么能成？因为日本从来就不是咱们这样的‘超级大农场’：

他们的天皇没实权，各地的大名有自己的地盘和势力，商人阶层能在朝堂上说话，洋人打过来的时候，想变强的人能凑到一起改规矩。

可咱们呢？不管是明朝还是清朝，皇帝的权力太大了，改革就是动皇帝的私产、动百官的特权，那就是找死。”

有人忍不住问：“那照您这么说，这近代的悲剧，到底是谁的错？”

陈先生抬头看着茶馆外飘着的落叶，语气软了下来：“不是满人的错，也不是朱家天子的错，是咱们这个国家走了几千年的‘老路’，成了甩不开的包袱。”

他说，从秦朝到清朝，咱们的文明形成了一套 “超稳定的结构”：皇帝说了算的君主专制、百姓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把所有人思想箍住的儒学，这套东西在古代是优势 —— 它让这片土地上长出了一个又一个超级帝国，让中华文明成了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断代的古老文明。

可到了 19 世纪，世界变了：洋人带着工业文明闯了进来，那是一台靠蒸汽机驱动的火车，而咱们还坐在走了几千年的牛车上，牛车的轮子早就磨得发亮，可再怎么赶，也追不上火车的速度。

“清朝的倒霉，不过是刚好撞上了这个时候。” 陈先生说，“它接手的是一个已经走到晚期的农业帝国，背着几千年的惯性，就算想改革，也像拖着铁球跑百米 —— 不是不想跑，是跑不动。”

茶馆里彻底静了下来，连伙计都停下了擦桌子的动作，只有窗外的秋风卷着落叶，落在了茶馆的窗台上。

陈先生把《明史稿》卷起来，放进了布包里：“大伙恨满清朝廷，恨的是它丧权辱国，可别错把一个几千年的结构性问题，当成了族群的问题。

咱们这几十年的屈辱，不是换个王朝就能躲过去的，是咱们这个古老的文明，要从牛车换成火车的过程 —— 这个过程疼，可疼过之后，才能真的往前走。”

他付了茶钱，背着布包走出了茶馆，满屋子的人还坐在原地，没人说话，只有铜壶的白汽，还在慢悠悠地往上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