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性写作亟需关注的四个问题

更新时间：2026-01-07 11:46  浏览量：3

地方性写作已讨论经年，海内外很多重要学者参与，骎骎然已成气候，论者甚至称为地方性写作新浪潮。然而讨论地方性写作，需要注意以下相关问题。

处理好风与雅的关系。

有论者称，地方性写作是因对整体性失望，应激反应故倡地方性。

地方性相应于风，整体性大概相应于雅。

《诗经》有十五国风，因为山川地缘不同，百姓性格有异，风与风间确实不同。比如，《周南》《召南》广被教化，郑风淫，魏风凉薄，秦风尚武。四方之风不同，但需要有节制者。

《毛诗序》：“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 形，就是整理、规范、节制和秩序。

王笛著《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50—2000）》，上天入地找材料，考证详实、旁征博引，勾勒出上世纪四川茶馆情形，诚微观史学代表作。该书以四川茶馆为切入点，讨论地方与中央之间关系，然作者立场几乎完全站在地方，以为中央不断侵占干扰地方，持论简单，不过藉言其观念。

处理好风与雅的关系，关键是允执厥中。风无节制，若庄子《齐物论》之风，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及其至也，杂乱无章，散而无统。若唯雅而无风，则将导致千人一面。地方无个性，雅亦无生机，可权用于一时，但难以久支，更不能应对千变万化的外部风险。今天讨论地方性写作，首先要处理好风与雅的关系，中道行之，哀而不伤、乐而不淫，风雅各得其宜。

注意新南方的文化意义。

南方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是对中国南方区域的统称。南方也是一个历史概念，且往往与北方相对而言。

南北云云，由来久矣。《中庸》有北方之强、南方之强之辨，《世说新语》有南人北人之别，近代皮锡瑞、刘师培等南学北学之论，民国有海派京派之争。但南北问题是历史上早已解决的问题，不宜再言。今之关键是中西问题、古今问题，于此当勤加用力。

南方还是一个文化概念，可以是无限拓展的文化辐射区域。《大学》言身、家、国、天下体系，这是对世界秩序的判定。国与主权治理权相关，天下则是指文化领导权。亡国是指疆域、治权等丧失，亡天下是丧失了文化领导权。普天之下云云，就是文化自信，强调我们的文化具有普遍性。今天提出全球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的新天下观。南方就地理而言，范围是一定的，边界是清晰的。新南方的提出，要更多体现于文化意义。新南方概念具有整合力和凝聚力，具有包容性和统摄性。

近年，世界范围内出现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学整合潮流，比如以法语整合法国及昔年法属殖民地的文学创作，突破了民族国家范围，试图在世界范围内凝聚更广泛的力量。新南方的建构，可以参考这股潮流，不要局限于中国地理意义上的南方，要以汉语为载体“走出去”，向汉语语言区扩展。

同时，要特别注意，一个新概念提出之初，内涵尚不完全清晰，外延边界尚不清楚，会有多方力量参与竞争，试图占得先机，取得命名权和阐释权。但新南方的基础和前提当然是中国，新南方是中国的新南方，我们对新南方写作这个概念须拥有主动权、阐释权和领导权。

注意地方性之间的差异性和不同的诉求。

今倡导地方写作者众，新南方写作发其端，又有新北京写作、新东北写作、新浙江写作等继其后，跃跃欲试、欲有所作为者亦不在少数。

新南方写作的一个关键词是野。野意味具多样性、异质性，突破规范、打破惯性。朱山坡《蛋镇诗社》内容上表现青年时代的狂飙突进，精神气质上是张扬的、奔放的、冒犯的，与世俗社会格格不入；形式上难以归类，不是小说的常态形式，是资料集汇编的样态，是多声部声音的集合，是多视角的观察；写作手法上，不是经典的现实主义，而是寓言现实主义，以写意的方式还原了上世纪80年代的精神气质。

以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为代表的新东北写作，主题是展现国企转制背景下东北老工业基地工人们的境遇。其作品内容并不新鲜，底层文学多有之。但与底层文学毕竟不同，底层文学直接描写当事人的艰苦、遭遇，但新东北写作则是以子一代的视角展示父辈之境遇，同时也描写了子一代的创伤。虽命名为新东北写作，实则是写社会问题。

同时，今天倡导地方性写作，要注意文学沦为旅游附庸的危险。

文学固然可以强调地方特点，表现地方风土，描写地方名胜古迹，展现地方美食，但文学之为文学并不在此，地方写作不能沦为软性的旅游广告和文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