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继武《茶馆》

更新时间：2026-01-07 12:10  浏览量：4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微山湖乡村，我姥爷的“茶馆”是十里八乡的磁石。私下里都叫“二秃子茶馆”姥爷头发稀稀拉拉，“二秃子”的名号早盖过了大名，乡亲们喊得热乎，他便咧着嘴应，眼角的皱纹挤成一朵花。

那三间土房矮矮的，墙皮剥脱处露出黄土的筋骨。茶从来不是主角，粗瓷大碗泡着茉莉花茶，管够，不收分文。真正勾人的，是墙角那坛微山湖地瓜干酿的散酒，一开坛，醇香能漫过半个院子；还有姥爷亲手鼓捣的吃食——焯过水的微山湖麻鸭，加葱姜花椒大茴丁香桂皮，慢火煨到骨头缝里都渗着香；花生用粗沙炒，火候掐得准，焦脆得能嗑出响；咸鸭蛋腌得透，筷子一戳，红油就顺着蛋壳往下淌。

微山湖麻鸭

我打小黏姥爷，夜里就挤在他铺粗布褥子的土炕上。天不亮，准被他窸窸窣窣的动静吵醒。看他蹲在灶台前，添柴、生火、调佐料，晨光漏过窗棂，落在他佝偻的背上，像镀了层暖金。等日头爬到屋檐，茶馆就活了。男人们扛着锄头，鞋底沾着泥，先灌一碗热茶漱漱嗓子，再打二两散酒，就着一碟花生或半个鸭蛋，凑在一块儿唠嗑。院子里很快挤满了人，打牌的吆喝声能掀翻屋顶。桌子永远不够用，姥爷就把洗菜的陶盆倒扣过来当牌桌，青砖竖起来便是板凳，石磨盘上站着人，连鸡窝顶都成了天然的对局地。玩骨牌的喊“天九”，掷骰子的盼“豹子”，搓麻雀牌的一声“碰”喊得震天响，赢钱的拍着大腿笑，输钱的也不恼，骂句手气背”，又摸起牌来。

姥爷穿梭在人缝里，添酒、续茶，脚步轻快。谁要是赢了大钱，硬要塞给他一把零钱当喜钱，他推不过，便捏着钱转身抓把花生塞过去。姥爷还是村里的大厨，祖传的手艺到他手上，烹鱼更是一绝。微山湖的鲤鱼，红烧红亮诱人，清炖汤色奶白，香辣款能辣出汗；小草鱼炖得透，鱼肉抿在嘴里就化，汤汁稠得能挂住碗边。谁家办喜事摆宴席，早几天就来请，姥爷从不推辞。我总跟在他身后当小尾巴，看他掂着锅铲颠勺，油星子滋滋响，乡亲们围着灶台叫好，我的胸膛里便鼓着满满的骄傲。

茶馆的热闹，是姥爷用日复一日的辛苦换来的。最累的是赶集，三五天一趟，天不亮就得动身。那根桑木扁担，六尺长，二寸宽，两头微微弯着，中间被肩膀磨得发亮，像抹了层油。扁担两头系着铁链，链尾的铁钩子钩着竹筐，筐里一装就是五六十斤的货。我常跟着姥爷去，黑黢黢的夜，路两旁的芦苇荡沙沙响，姥爷挑着担子走在前头，脚步踩碎了露水。走不了几里地，他的肩膀就红了，换肩的动作越来越频繁，手里攥着根“搭柱木棍，架在肩上顶起扁担，匀一匀重量。走一阵，便找块石头歇脚，掏出毛巾擦汗，指节按着酸胀的肩头揉了又揉。

集市在夏镇魁星楼和运河湾码头之间的洼地，当地人都叫“黄金坑”。天刚蒙蒙亮，这里就人声鼎沸。姥爷先奔鱼市挑麻鸭，专拣三斤来重、毛色油亮、眼睛有神的，捏捏鸭脯，就知道肥瘦。那时候一只鸭子一块五到两块，抵得上普通工人一天的工钱。接着去干货摊选花生，蹲在地上抓起一把，掂掂分量，剥开几颗看看果仁，再跟摊主磨嘴皮子。“老哥，你这花生不赖，就是价高了些。”姥爷说。摊主笑：“二秃子，好货不便宜。”姥爷摇摇头，两人你来我往，总能磨出个合适的价钱。

集市里人挤人，摩肩接踵，姥爷挑着担子，侧着身子慢慢挪。散酒是茶馆的招牌，每天要卖一二十斤。他特意绕到杨闸酒厂——如今的微山湖酒厂，那时的瓜干散酒七毛到一块一斤，不用秤，全凭手提壶量，一提五斤，一桶四提就是二十斤。姥爷总要先俯下身闻闻酒香，再抿一口尝尝，确定是纯粮食酿的，才肯掏钱。有时我帮着抬酒桶，冰凉的桶身硌着掌心，心里却暖乎乎的。

采购完，两个竹筐沉甸甸的，左边是鸭子、鸡蛋，右边是花生、调料、茶叶。姥爷的脚步慢了下来，每走几步就喘口气。我想替他挑，可担子压在肩上，腿都打颤。姥爷摸摸我的头：“娃还小，等长大了，再替姥爷挑。”

茶馆烧煤球，做饭、烧水、取暖都离不了。全县就一家煤球厂，在戚城街的县燃料公司，离村子十几里地。我记着一个冬夜，姥爷带着我摸黑去买煤球。天墨黑，伸手不见五指，只有几颗寒星挂在天上。姥爷拉着借来的地排车，我提着煤油灯走在前头，昏黄的光晕在路面上晃。寒风像刀子，刮得脸生疼，我冻得直跺脚。姥爷把棉袄脱下来披在我身上，自己只穿件单褂，脊背绷得紧紧的。“姥爷，你不冷？”我问。他回头笑：“姥爷身子骨硬，不怕冷。”

到了戚城街，天还没亮，煤球厂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队，像一条冻僵的长龙。推独轮车的、拉地排车的，都缩着脖子在寒风里等，有人抽着旱烟，烟圈被风一吹就散了；有人跺着脚，脚步声在冷夜里格外清晰。等买到煤球，日头已经偏西。姥爷拉着满满一车煤球往回走，我在后面帮着推。累了，他就坐在路边石头上歇会儿，汗水顺着额头往下淌，落在地上，转眼就凝成了霜。我心疼：“姥爷，咱多歇会儿吧。”他摇摇头：“不行，茶馆还等着生火呢，晚了客人没热茶喝。”说着，咬咬牙，又拉起了车。

回到家，姥爷顾不上歇，就往炉膛里添煤球，用火引子点着，拉动风箱。“呼嗒，呼嗒”，火苗舔着煤球，渐渐旺起来，热气裹着茶香，漫了一屋子。看着他忙碌的背影，我攥紧了小拳头，暗暗发誓，长大了一定要替姥爷分担。

日子清苦，可茶馆里的笑声从没断过。茶水免费，煮鸭子八毛一盘，炒花生两毛，咸鸭蛋五分一个，乡里人都吃得起。天一擦黑，乡亲们又聚过来，煤油灯和蜡烛把屋子照得暖融融的，牌声、笑声、酒杯碰撞的叮当声，搅和着酒香菜香，成了夜里最热闹的歌。

姥爷穿梭其间，手脚不停。有回村里王大爷输光了钱，耷拉着脑袋叹气。姥爷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递过一碗酒，又端来一碟花生：“老王，输赢算啥，喝口酒，下回再来。”王大爷红了脸：“二秃子，又让你破费。”姥爷笑：“都是乡里乡亲，客气啥。”

茶馆不收茶钱，可乡亲们从不白占。酒钱菜钱给得爽快，有时还拎来一把自家种的青菜、几个鸡蛋，搁在灶台上就走。姥爷追出去推辞，人家早没影了。晚上关了门，姥爷就着油灯，把一天的收入捋一捋。除去成本，也就挣个三四块钱，勉强够维持茶馆的营生。他把钱小心翼翼地塞进铁盒子，藏在炕席底下，说要留着买煤买食材，还要给我扯布做新衣裳，交学费。

后来，日子慢慢变了。代销店开起来了，年轻人揣着梦想往城里跑。姥爷的头发更稀了，腰杆也弯了，手脚没了往日的利索，再也撑不起满屋子的热闹。那坛散酒换上了扁平的玻璃瓶，煮鸭子的香味渐渐淡了，牌桌前的人越来越少。土坯房的门，渐渐关得多，开得少了。

再后来，姥爷走了。茶馆的门，再也没开过。那三间土房，在风雨里一天天破败，最后被推倒重建，成了别人家的新房。

如今，我走过城市里的茶馆，精致的茶具，名贵的茶叶，悠扬的音乐，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我总想起姥爷的土房，想起那碗不要钱的茉莉花茶，想起嗑得满地的花生壳，想起寒风里姥爷挑着担子的背影。

那里没有华贵的装饰，却有最浓的人情味；没有精致的点心，却有最香的烟火气。那是姥爷用一生的勤劳与善良，给乡亲们搭起的一个港湾，也是刻在我心底，永远温暖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