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开赌场，只是输急了拉了几个人”揭开开设赌场罪的模糊边界

更新时间：2026-01-31 07:03  浏览量：2

去年冬天，我在看守所会见一位当事人。他坐在铁窗后，双手搓着膝盖，声音压得很低：“陈律师，我真没开赌场，就是自己赌输了，还帮朋友拉了几个人……结果现在说我‘开设赌场’，要判五年？”

他眼神里没有狡辩，只有茫然和疲惫。像他这样的人，我见过太多。

在刑事辩护的实务中，如果说哪个罪名最让当事人“哑巴吃黄连”，那非“开设赌场罪”莫属。它不像杀人放火那样有明确的受害者，也不像诈骗那样有清晰的因果链条。它藏在深夜的棋牌室、微信群里的红包接龙、甚至一个看似普通的APP后台——模糊、隐蔽，却又极易被定性升级。

更关键的是，一旦被定为“开设赌场罪”，后果往往远超当事人的预期。

根据《刑法》第三百零三条，赌博罪的法定刑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而开设赌场罪，基本刑期就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直接“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两字之差，刑期翻倍不止。

但现实中，界限常常模糊不清。

我办过一个案子：当事人在老家开了个小茶馆，偶尔有人聚在一起打麻将，他抽点“台费”维持水电。他自己也参与赌博，输得一塌糊涂。结果一次突击检查，警方以“提供赌博场所、抽头渔利”为由，直接按开设赌场罪立案。可严格来说，这更符合“聚众赌博”的特征，应属赌博罪范畴。

问题就出在这里——很多本该定性为赌博罪的行为，被拔高成了开设赌场罪。

为什么？一位不愿具名的办案人员曾私下对我说：“这类案子好办。没苦主，没人闹，涉案资金又多，追缴起来指标漂亮。”

这话听着刺耳，却道出了某种现实逻辑：开设赌场案通常“无被害人”，涉案人员社会关系简单，违法所得明确，罚没后直接上缴国库，程序干净，考核加分。

于是，在侦查初期，为了“办成大案”，一些基层机关倾向于往重罪方向定性。而一旦当事人稀里糊涂签了认罪认罚具结书，再想翻盘，难如登天。

尤其危险的是——金额认定直接挂钩刑期。

开设赌场罪的量刑，高度依赖“赌资数额”和“违法所得”。但实践中，这些数字怎么算？微信转账记录、群内红包、甚至亲友间的正常往来，都可能被笼统计入。我曾见过一份起诉书，把当事人三个月内所有微信收款流水全算作“赌资”，高达三百多万。实际上，其中大部分是卖水果、收房租的日常收入。

更无奈的是，有些当事人为了“争取从宽处理”，主动退赃、认罪，结果反而坐实了“非法经营规模大”的指控，刑期不减反增。

所以，每当家属焦急地问我：“要不要赶紧认罪认罚？”我的回答总是：“先别急。”

第一，罪名对不对？ 是组织赌博，还是单纯参赌？是偶尔提供场地，还是长期以营利为目的运营赌场？

第二，金额准不准？ 那些被计入的“赌资”，有没有剔除合法收入？电子数据有没有完整提取、鉴定？

这两个问题没搞清楚前，贸然认罪，等于亲手给自己加刑。

当然，我不是说所有开设赌场案都是冤案。那些真正搭建赌博网站、发展代理、抽成百万的，法律严惩理所应当。但现实中，夹在灰色地带的普通人更多——他们可能只是输红了眼，想回本；可能只是碍于情面，借了间屋子；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随手建的微信群，已经踩了刑法红线。

法律不该是模糊地带的陷阱，而应是清晰的边界。可当“开设赌场”成为办案便利的标签，当“认罪认罚”变成加速入罪的通道，那些本可轻判甚至不起诉的人，就只能在铁窗后反复问自己：“我到底错在哪？”

离开看守所那天，那位茶馆老板隔着玻璃对我比了个“谢谢”的口型。我不知道他的案子最终会走向何方，但至少，他没在第一天就签下那份认罪书。

而这，或许是他在这场风暴中，唯一还能握在手里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