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派文化大家谈：山海共生 阐释津派文化的新范式

更新时间：2026-02-09 10:18  浏览量：2

天津日报 2026年2月9日 第07版

天津作为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其文化形象长期以来被定位为“河海交汇的码头城市”。然而，随着城市的发展和文化的演变，天津的文化形象也需要不断更新和完善。天津市提出努力打造特色鲜明、内涵深刻的“津派文化”品牌，并总结河海文化、红色文化、工商文化、建筑文化、民俗文化、演艺文化、文博文化、休闲文化八种地域文化形态，这是天津文化资源的系统性整合，更是在守护文化根脉的同时，以开放姿态拥抱新时代。

打造“津派文化”品牌的实践，离不开认知转变与理论支撑。传统对天津文化的研究多聚焦于“码头—租界—曲艺”的都市文化三角，对北部山地文化之于津派文化完整性的支撑作用关注尚显不足，使得津派文化的阐释视角更多偏向海洋与城市维度。这一研究视角的侧重使得蓟州作为天津唯一的山地行政区，其文化功能尚未得到充分挖掘与激活。破解这一困境，亟须在津派文化体系中补足“山地维度”，构建山海文明互动的话语框架，全面展现天津城市文化气质。

一、津派文化内涵的嬗变着生活的答案

天津地处华北平原与渤海湾交会处，作为大运河沿岸城市和近代北方最大的通商口岸，历史上承担了连接中原农耕文明与海洋商贸文明的桥梁作用，其“河海交汇”的地理特质，使之成为南北文化交融、中西文明碰撞的核心节点，人们将根植于这片丰沃土壤上的区域性文化体系概括为“津派”文化。关于“津派”一词的使用，天津社会科学院任吉东研究员在《“津派”词汇演变与文化解读》一文中做过详细爬梳，“津派”一词虽涉及多个领域，但主要集中在文学、艺术、曲艺和商业几个方面。

文学层面的“津派”。五四运动后，北派通俗小说迅速发展起来，与以上海为中心的南派通俗小说分庭抗礼。天津作为北派通俗小说的核心阵地，涌现出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作家，他们扎根津沽文化，作品兼具市井气息与文学深度，融合传统与现代，塑造了通俗文学的另一座高峰。如刘云若的《粉墨筝琶》《红杏出墙记》《旧巷斜阳》等，语言幽默，人物鲜活，被誉为“津派”小说典范。此外，天津作为北方商埠，报刊业繁荣，为通俗小说提供了传播平台。这些作品以天津方言、市井生活为创作底色，强调地域文化特色，被称之为“津派”小说。

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地域文化为依托的寻根文学迅速发展起来，天津涌现出以冯骥才、林希、肖克凡等人的作品为代表的“津味儿”小说。它们以天津方言为工具，通过描绘市井生活、塑造奇人异事，展现了天津的地域文化风貌，这些可以称为“津派”小说在新时期的革新与发展。此外，新一代作家如龙一，尝试将科幻等元素融入“津味儿”小说，探索新的叙事路径。可以说，文学层面的“津派”无论是从研究还是受众认知角度看，知名度和影响力都尤为突出。

艺术层面的“津派”。据《畿辅通志》记载，天津地处“九河要津，路通七省舟车，九州万国贡赋之艘，仕官出入，商旅往来之帆楫，莫不栖泊于其境……俨然一大都会也”。天津艺术的繁荣发展正是得益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明代以来，天津的盐业蓬勃发展，持有大量财富的盐商们为南来北往的文人雅士提供了展示平台，如张霖的问津园、查日乾与查为仁父子的水西庄、安岐的沽水草堂等，成为当时书画家们雅集之所。近代天津开埠后，东西方文化在此交汇杂糅，尤其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画家、文人涌入天津，逐渐形成具有天津地域特色的“津派”风格。天津画坛真正壮大，得益于陈少梅和他主持的“湖社画会天津分会”，在陈少梅及其弟子的努力下，天津绘画呈现出“精研古法，博采新知”的特色。

曲艺层面的“津派”。作为曲艺之乡的天津汇聚南北商贾，形成多元文化交融的土壤。一方面，吸引了河北梆子、木板大鼓等外来曲种汇聚；另一方面，码头文化、市井生活和市民阶层的发展，为曲艺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和观众基础。天津的曲艺形式融合了南北文化、市井风情和独特的语言风格，再加之茶园、书场林立，艺人需凭真本事吸引观众，倒逼表演形式不断创新，形成“接地气、重互动”的独具一格的“津味儿”。“立足天津，扬名天下”，这里成为曲艺艺人锤炼技艺的“终极考场”。“津派”曲艺兼容并蓄，如“海绵”般吸收外来元素，涌现出天津时调、京韵大鼓、相声、京东大鼓、天津快板、单弦、评书等多种曲艺形式，被称为“十样杂耍”。

“天津时调”是“津派”曲艺中最具代表性的曲种之一。时调最初由民间小调演变而来，融合了天津本地的“靠山调”“拉哈调”“鸳鸯调”等曲调，描摹景致、讲述故事，深深根植于天津地方风俗和方言。曲艺大师王毓宝对传统时调进行了改革，在内容上予以净化，在形式上规范曲调。1956年，王毓宝在天津电台演唱《摔西瓜》，首次以“天津时调”为名公开演出，标志着其从民间小调升华为成熟的“津派”曲艺。天津被称为“哏儿都”，源于天津方言骨子里自带的幽默感，这也催生了天津最具知名度的语言艺术形式——相声。天津作为水陆码头，茶馆、撂地演出盛行，相声艺人在此谋生，吸收评书、快板等元素，形成早期“说学逗唱”雏形。马三立以“文哏冷幽默”开宗立派；侯宝林在津打磨“文明相声”，推动相声从“插科打诨”走向文学化；马志明《纠纷》用天津话演绎市井冲突；苏文茂《文章会》以文哏见长；郭德纲的“茶馆相声”演出，激活了传统剧场文化……这些均展现了“津派”相声对语言韵律的极致追求。“津派”相声作为中国北方相声的重要分支，以天津独特的市井文化为土壤，形成了“接地气、重互动、善讽刺”的鲜明特色，深刻反映了天津人的幽默智慧与城市性格。

商业层面的“津派”。金元以降，天津因运河漕运成为“南粮北运”枢纽，码头文化催生商贸繁荣。三岔河口的估衣街成为北方最早的商业街之一，行帮林立。1860年开埠后，天津成为北方重要的通商口岸，九国租界设立，外资银行、洋行涌入，催生了近代金融业和进出口贸易的发展。这里既有租界洋商范式，也有中华传统商道的坚守，商业文明在这里“双轨并行”。英租界维多利亚道（今解放北路）号称“东方华尔街”，众多洋行与金融机构聚集，引入了股份制、保险业等现代商业制度；劝业场、正兴德茶庄等民族资本坚守“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祖训，形成“津派商德”。

“津派”商业文化是天津作为北方经济重镇、港口城市与移民社会长期交融的产物，既承载着“九河下梢”的地理基因，又凝聚了“华洋杂处”的历史积淀，形成了兼容并蓄、务实灵活、市井智慧与商儒精神并重的独特气质。尤其是天津的老字号企业，宛如天津的“活态商史”，每一块牌匾都镌刻着漕运的舟影、租界的洋风与市井的烟火，传承着天津600余年的商脉底蕴。

新时代语境下的“津派”。如果说上述层面的“津派”是天津600余年城市发展的积淀，那么新时代提出努力打造特色鲜明、内涵深刻的“津派文化”品牌，则彰显了天津这座城市的文化自信与自觉。2024年10月，在推动文化传承发展工作会议暨全市旅游发展大会上，天津提出“彰显河海文化特色，叫响‘河海津韵’城市名片”，这是新时代语境下津派文化发展的新内涵，融合了河海、红色、建筑、工商、民俗、演艺、文博、休闲等多元维度，呈现出“开放性与本土性交织”的独特气质，既受大运河漕运、近代租界开埠等历史事件影响，又始终保留着华北民间文化的底色，是历史积淀与时代创新的交响。这不仅是对津派文化资源的系统性整合，更是未来文化发展的战略蓝图。

二、津派文化叙事的结构性问题生活的答案

津派文化作为华北地区重要的文化类型，长期以码头文化、租界文化和曲艺文化为三大支柱，形成“三足鼎立”的叙事框架。这种“三足鼎立”的叙事范式虽具认知便利性，却遮蔽了天津作为地理过渡带的文化复合性。当我们将视线北移，聚焦燕山余脉在天津境内的文化投射，便会发现既有的津派文化研究存在一定的空间偏倚，这种局限不仅会造成文化基因谱系的残缺，还会导致城市文化身份的扁平化建构。

被折叠的山地文化圈。作为天津唯一的山地行政区，蓟州拥有占市域面积1/3的山地丘陵，其文化地理单元跨越燕山文化带与华北平原过渡区，形成了独特的“山地—平原”文化界面。该区域的文化积淀远长于天津卫建城史。考古发现证实，距今8000年的青池遗址已出现原始农业聚落，春秋时期的无终子国在此建立北方较早的城邦体系。明代长城防御系统更在此形成“九边十三镇”的军事文化景观。这些文化层理在现有津派叙事中未能进入津派文化的核心阐释体系，这种空间折叠容易造成文化记忆的断层，影响天津作为“山河海城”的完整地理叙事。

被遮蔽的山地智慧体系。码头文化体现了天津的商业文明，租界文化展示了殖民遗产，曲艺文化则反映了市井生活。然而，这三种文化形态均侧重于平原和沿海地区，缺乏山地文明特有的生态智慧与坚韧品格。山地文化并非简单的空间填充物，而是携带着独特的文明密码。蓟州山地的垂直地理造就了“三层文化带”：山巅的宗教皇家文化（盘山寺庙群）、山腰的农耕文化（梯田系统）、谷地的商贸文化（古驿道集镇）。这种立体文化格局孕育出迥异于平原的文化特质。此外，山地文化孕育的“屯粮备荒”传统，与漕运文化的“转输流通”形成互补。这种“山地—平原”资源调配模式，恰是天津作为畿辅重镇的战略价值所在，这些文化基因若在津派文化研究中缺失，会导致津派文化体系的片面性和不平衡性。

被误读的文化过渡带。传统津派文化的研究，往往将“九河下梢”的地理特征作为解读其文化内核的重要切入点，由此形成了偏重海洋与城市维度的研究倾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窄化了对津派文化多元内涵的认知。这种认知偏差导致两个误判：其一，忽视燕山文化廊道的枢纽作用。蓟州自古就是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汇点，北魏时期的无终道、辽代的南京道、清代的东陵御道，构成多元文化碰撞的时空走廊。其二，遮蔽山地文化的现代转型。在当代蓟州的生态旅游开发中，传统的山居智慧正在转化为绿色经济模式，这种文化创新力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这种认知倾向不仅未能充分凸显山地文化对天津城市发展的历史贡献，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人们对天津文化多样性的全面认知。

实际上，天津的文化发展是多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山地文化作为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天津的城市性格和文化底蕴产生了深远影响。当我们将山地文化纳入观察视野，会发现天津的文化性格绝非单一的“开放包容”所能概括。山地文化赋予的守成意识、生态理性、防御精神，与海洋文化孕育的冒险精神、商业意识、包容特质，共同构成天津文化完整的精神内核。

三、津派文化的三维结构地理叙事生活的答案

在津派文化研究中，传统的“三足鼎立”叙事框架已显局限。对津派文化的扩容，是一场跨越地理边界与文化维度的系统性重构。通过空间扩容，津派文化将突破传统叙事框架，构建“山地—平原—海洋”三元一体的文化地理新格局。津派文化的空间扩容，绝非简单的地理范围扩张，而是通过功能定位、资源整合与场景重构，形成山地、平原、海洋三大维度的文化协同网络。

山地维度——蓟州——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蓟州区作为京津冀生态屏障的核心区域，依托其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与深厚的文化底蕴，构建了生态保护与传统技艺协同发展的山地文化范式。通过划定生态红线，蓟州在生态补偿机制下平衡保护与开发，既保障了盘山、梨木台等自然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又为低碳旅游与森林康养产业注入活力。在生态基底之上，蓟州山地文化以传统技艺的活态传承为核心，将历史记忆转化为当代价值，不仅丰富了游客的旅游体验，还促进了当地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平原维度——天津主城区——文化符号的现代转化枢纽。天津主城区作为津派文化的核心载体，以其独特的历史积淀与创新活力，成为传统与现代交织的文化符号转化枢纽。这里既是千年漕运文明的延续之地，也是当代都市文化创新的试验场。古文化街的“双面绣”模式，生动诠释了这一转化逻辑——街道两侧的杨柳青年画、泥人张彩塑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数字艺术等新业态并存。五大道历史街区则通过“社群再造”焕发新生，空置的洋楼被改造为艺术馆、精品咖啡馆等，又保留了部分原住民，形成“居住—创作—消费”共生的混合社区。这种活化不仅让建筑遗产重获价值，更以租金收益反哺维护，实现文化传承与经济效益的双赢。在文化产业领域，天津主城区展现出强大的创新动能。天津第三棉纺厂蜕变为“棉3创意街区”，旧厂房内入驻剧场、文创市集与共享办公空间，成为工业遗产转型的标杆。天津主城区的文化转化，本质上是将历史资源转化为当代叙事的能力。它既非对传统的简单复刻，亦非对现代的盲目追逐，而是通过空间活化、技术赋能与社群参与，让文化基因在碰撞中迸发新生。

海洋维度——滨海新区——文化输出与国际传播的窗口。滨海新区作为天津融入全球化的战略支点，依托北方第一大港——天津港的枢纽地位与海洋资源的集聚效应，构建了以港口为纽带、文化为内核、开放为动能的国际化传播体系。这里不仅是物流中枢，更是多元文明交汇的文化码头，连接“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其物理连通优势为文化输出提供了天然载体，通过“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协同，推动津派文化从渤海湾走向世界舞台。国家海洋博物馆与泰达航母主题公园是滨海文化输出的核心地标，前者展现海洋文明的深度，后者打造军事文化体验，成为国际游客感知中国海洋历史的“活态课堂”。滨海新区图书馆的“书山”造型与智慧服务理念，吸引全球网友打卡，成为文化软实力的象征；全国首创的“国际商务联络驿站”，为企业“出海”赋能。滨海新区的文化输出实践，不仅依托地理优势，更通过技术赋能与理念创新，将海洋文化从地域符号升华为全球叙事，成为文明互鉴的“超级接口”。

津派文化中既有山地文化基因，也有海洋文化基因，具有山海生态的整体性。山地提供生态屏障，海洋提供交通通道，平原作为枢纽实现资源集成，三者形成生态位互补。蓟州区的山地地形为天津提供了重要的生态屏障，其丰富的森林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天津的城市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同时，滨海新区作为国务院批准的第一个国家综合改革创新区，为当地的商贸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而天津主城区则作为枢纽地区实现了各种资源的集成与优化配置。这种生态位互补的关系使得天津在区域发展中具备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总之，将蓟州山地文化纳入津派文化体系，弥补山地文化的缺位，构建津派文化的三维生态系统，这一举措不仅有助于完善津派文化的叙事框架，还能提升天津文化的整体性与包容性。通过整合山地文化与平原文化、海洋文化的资源，可以形成更加丰富多元的文化生态，为天津的文化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天津的文化形象，也将在这一过程中，从传统认知中的“单一码头城市”，拓展为更为多元的“山海文化名城”。（作者：李然，天津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津派文化研究中心专家，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财经大学基地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