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特辑】新中国首个春节 陈云为何提倡不拜年‖李源正

更新时间：2026-02-17 14:52  浏览量：2

新中国首个春节

陈云为何提倡不拜年

李源正

陈云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新中国成立后，他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许多个春节也是在操劳国事、思考谋划工作中度过的。

提倡新中国首个春节不拜年

1950年2月13日至25日，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在北京举行，陈云在开幕式上就统一财经工作进行部署，强调“统一是小困难，不统一是大困难，宁可小困难，实现全国统一”。此时距离1949年10月的“米棉之战”不过4个月，物价虽然开始稳定，但全国财经尚未统一，实现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仍需时日。此前的2月6日，国民党派飞机轰炸了上海发电厂，使市民产生恐慌情绪，导致了工业品的涨价。而毛泽东和周恩来此时都在苏联进行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谈判。为了稳住物价，时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的陈云签发了特紧急命令，要求贸易部立即会同纺织工业部制定有关上海的物资调配计划。除夕前一天，陈云还签发了中财委致各大区财委及各省市人民政府电，要求进行全国性的动员，组织各公私纱厂及工人阶级增加生产，解决纱布供应问题，以粉碎敌人的破坏阴谋。

2月16日正值农历除夕，陈云在他的办公室召集中财委所属各部的一些部长研究工作。临别时，陈云说：“明天就是大年初一了，我建议大家春节不要拜年了，我不给你们拜年，你们也不要给我拜年，互相之间也不要拜了。放假几天干什么呢？我建议大家呆在家里，泡上一杯清茶，坐在沙发上，闭上眼睛想一想，过去这一年干了几件什么事情，哪些做对了，哪些做得不对或不完全对，有些什么经验教训？很好总结一下。也想一想明年抓几件什么事，怎么干法？”陈云的这个建议颇有深意，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春节，以“静思”的方式过年既有助于引导大家总结经验教训，思考谋划来年工作，也助于克服人情往来的庸俗哲学，建立良好的上下级关系，树立人民政府清正廉洁的新风尚。

但在2月17日，陈云并没有休息。当天，毛泽东在苏联致电中央政治局，说他们一行即将回国，贸易等问题由李富春负总责继续与苏方谈判，请陈云等仔细研究李富春电告各事，与苏联方面厘定贸易合同及出入口货单，特别是最难商定的货单规格、价目等，在维护中国利益的同时巩固中苏同盟。陈云承担了这个任务，他在领导稳定物价、统一财经工作的同时，又肩负起发展中苏贸易的工作。

倾力国家经济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到1962年，陈云长期主管经济工作。他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先后组织实施了调整工商业、制定“一五”计划、实行统购统销等工作，为有计划地进行国家工业化建设殚精竭虑。

1951年春节正值抗美援朝第四次战役期间，全力保证战争和国防建设的胜利，同时为工业化建设做准备，成为陈云面临的主要任务。在2月5日除夕当天，陈云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同薄一波致电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表扬沙市工商界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积极缴纳税款，顺利完成1950年的任务，希望湖南全省效仿沙市的做法。二是就在新疆乌鲁木齐建设一所现代化医院和医学院致信周恩来，并对具体的实施时间提出意见。2月8日，陈云同周恩来、薄一波、李富春等商谈派代表团赴苏联谈判1951年军事订货和贸易协定问题。2月14日至18日，陈云参加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在会上作关于财经工作的发言。会议正式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方针，陈云对这个方针的提出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战争还在激烈进行时，就大胆提出只用三年时间准备，显然是在总结陈云领导经济恢复所取得的明显成绩基础上提出的。

1955年1月24日是农历春节，这一天陈云在上海，他刚结束1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青浦县蒸合乡的农村调查。1954年夏，长江、淮河流域发生的洪水导致粮食减产，市场供应形势比较紧张。为了掌握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实施后农民的意见和市场情况，陈云进行了这次调查。他专门看了米店、粮仓，并找农民、商人、小学教员、居民、干部等座谈。经过调查发现，农民有意见的主要原因是1954年统购时购了“过头粮”，使农民的口粮不足，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按照各地现有水平，规定留粮标准。调研结束到上海后，陈云与江苏、浙江两省负责人交换意见，强调用简单统一公式的办法是行不通的。1月25日，陈云参加了中共中央上海局会议，就改进统购统销政策发表讲话。1月下旬，回到北京后，他即向中央建议：对农村粮食的统购统销要“三定”，即定产、定购、定销；各地政府要根据产量确定统购数字，规定卖粮户留粮标准，力求消灭购“过头粮”的现象；要确定农村统销数字，留出周转粮，从统购统销总数内扣除。中央采纳了他的建议。

重申经济建设的原则

陈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重新进入党和国家核心决策层。他提出对当时结构失衡的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发表了不少重要观点。1980年以后，他不再直接主管经济工作，但仍然十分关心经济改革。

1982年1月25日是农历春节，陈云邀请姚依林、宋平、柴树藩、李人俊等国家计委负责同志来他的办公室举行春节座谈会。他开门见山地说：“一年之计在于春。我今天要讲的是怎样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问题。”陈云选择在大年初一找大家谈这个问题，是有很强现实针对性的。一方面，农村生产关系调整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普遍推广，在调动农民劳动积极性的同时，也带来了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粮食播种面积减少等问题，这些因素引起了对粮食产量的担心；另一方面，1979年决定开办经济特区后，很多地方都想搞，希望能开政策的口子，不断冲击着国家计划。对于这些新情况，陈云颇有感慨地说：“现在计划不受欢迎啊！”“计委的工作难做呀！”

在一个月前召开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陈云曾提出过“农业经济也必须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观点。他对计委的负责同志重申了这一观点，语重心长地说：“还是那句话：从全局看，第一是吃饭，第二要建设。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吃了之后，还有余力搞生产建设，国家才有希望。”对于在新形势下怎样搞计划，陈云的设想是“计委管全国大的计划，经委管各个部门的协调”，他要求计委的同志要考虑战略性问题，搞计划要有重有轻，有先有后，不能放空炮，要脚踏实地。他根据自己长期搞经济工作的经验，认为“搞建设，真正脚踏实地、按部就班地搞下去就快，急于求成反而慢，这是多年来的经验教训。”

陈云的话引起了参加座谈同志的共鸣。大家表示，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原则十分重要，要在广大干部中牢固地树立起这一观点。

关怀教育事业发展

改革开放之初，受长期“左”的思想的影响，教师的社会地位比较低，师范学校招生困难。陈云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提出要提高教师待遇，切实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为了表达对教育事业的关心，他曾经与教师代表们一起度过两个春节。

1981年2月5日，陈云在北京向教师们祝贺春节。

1981年2月5日是农历春节，陈云出席了中央书记处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首都中小学、幼儿园教师春节座谈会，200多位首都教师代表参会。会议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开得很热烈。时年77岁的陈云精神饱满地听取大家的发言，时而插话，发出爽朗的笑声。他说：“教育界的同志们工作很重要，也很辛苦。要使大家充分认识到：关心下一代、关心少年儿童，就是关心我们祖国的伟大前程，就是关心全世界的伟大前程。”

此前的1月26日，《人民日报》上刊登了茅盾、夏衍等人的一篇文章《想想孩子们吧》，提到了各地缺乏儿童剧场的问题，引起了陈云的重视。他第二天即致信胡耀邦，建议向少年儿童开放单位内部礼堂。中央书记处就此专门进行了研究部署。4月13日，中央办公厅率先将怀仁堂向儿童开放，首都1200多名儿童第一次在这里看戏。一位教育工作者十分激动，即席赋诗道：“中央关心下一代，怀仁堂为少儿开。春风吹来百花放，天公抖擞育英才。”

1986年2月9日是农历春节，陈云邀请北京市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的9名代表来他的住所举行春节座谈会，这9位教师长期工作在教育战线上，为教育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陈云一开始就说：“今天是春节。我很高兴地同你们这几位优秀教师的代表一起欢度这个传统节日。我向你们、也向全国教育战线上的教职员工同志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参加座谈的北京第一实验小学副校长王企贤已有60年教龄，他第一个发言说，教师应该自尊、自重、自爱、自强，用行动表明自己是名副其实的人民教师。北京十二中校长陶西平汇报了北京十二中改革教育、狠抓勤工俭学的情况。陈云在听他们的发言时，连声说“对、对”！他评价说：“中、小学和幼教的老师是教育战线上辛勤的‘园丁’。你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数十年如一日，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育了一批又一批人才。你们的贡献，同伟大祖国的繁荣富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东城区东华门幼儿园园长王继芬和北京八十中教师宁鸿彬在发言中提出，提高教学质量要抓好教书、育人两个环节，不能用升学率代替成才率。陈云称赞他们的意见好，并勉励大家努力工作，他说：“全国中小学校和幼教老师们今后的工作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将决定二十一世纪中国的面貌。”

寄望革命后代传承优良传统

陈云很重视对革命后代和干部子女的教育工作。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6月19日，他就曾给老战友的儿子陆恺悌写过一封信，告诫他“千万不可以革命功臣的子弟自居”。改革开放后，担任中央纪委第一书记的陈云尤其重视对干部子女的思想教育，将其作为继承革命先烈的品格风范，加强党风建设的重要方面。

1983年2月13日是农历春节，陈云邀请了部分革命先烈的子女到他的住所来举行春节座谈会。前来做客的有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蔡和森的女儿蔡妮、儿子蔡博，罗亦农的儿子罗西北，赵世炎的儿子赵施格，张太雷的女儿张西蕾，郭亮的儿子郭志成，刘伯坚的女儿秦燕士、儿子刘虎生。他们有的是科学技术人员，有的是新闻工作者，有的是教师，有的是干部。其中有的人是陈云看着长大的，例如1938年陈云在延安担任中组部部长时，经常邀请时年9岁的刘虎生周末来家里吃饭，给孩子补充营养。刘虎生生病时，在陈云的帮助下得到了及时救治。陈云的关怀，让刘虎生直至暮年仍然念念不忘。

陈云详细询问了每个人的工作与生活情况。他动情地说：“今天是春节。中国有句古话：‘每逢佳节倍思亲。’你们的父亲就是我们党的亲人，是我们民族的亲人。所以，今天把你们请来，共度春节。”他用手指着茶几上摆放着的水果和糖果对大家说：“今天是大年初一，我招待你们每人两个桔子、一个苹果、二两糖果，大家把它瓜分了吧。”当谈起牺牲的烈士时，陈云充满了敬意，也不乏感伤，他说：“你们的父亲都是建党初期的党员，参加革命比我早，是我的老前辈，其中有的还直接领导过我。他们有的是被敌人逮捕杀害的，有的是在作战时牺牲的，死的时候都很年轻。我们的新中国，是他们和千千万万个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

陈云勉励大家说：“你们应当像自己的父辈那样，处处从党的利益出发，为了维护党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现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形势很好，你们要和周围的同志一道，爱护这个好形势，发展这个好形势，为把我们国家建设得更富强，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些革命先烈的后代表示，衷心感谢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怀，并祝陈云健康长寿。

关心文艺事业发展

陈云热爱文艺，他是评弹界的“老听客”，听评弹是他缓解压力、调剂生活的重要方式。他一直很关心包括评弹在内的文艺事业的发展。

1984年2月2日是农历春节，陈云邀请曲艺界著名人士陶钝、侯宝林、骆玉笙、刘兰芳等来住所举行春节座谈会，其中既有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也有崭露头角的艺坛新秀。陈云与大家相聚十分高兴，他笑声朗朗，向大家拱手拜年，祝大家春节好。艺术家们也高兴地向他祝贺春节，祝他健康长寿。

陈云对大家说：“曲艺是我国特有的传统艺术形式，在城乡有着很广泛的群众基础。我们要繁荣社会主义的文艺，就要繁荣社会主义的曲艺。你们过去为繁荣曲艺作出了不少成绩，希望大家继续努力，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他接着回忆起自己早在1981年就提出的，评弹要坚持“出人、出书、走正路”的方针，对此进行了进一步解释。

1984年2月2日，陈云邀请曲艺界著名人士侯宝林、骆玉笙等到中南海欢度春节。

陈云之所以再次提到这一方针，有着深切的现实考虑。经过拨乱反正，文艺事业摆脱了“左”的思想的束缚，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在改革大潮中，受拜金主义等错误思想影响，也出现了一些品位不高、格调低下的作品，危害人们身心健康。陈云是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高度来看待文艺工作的，他邀请曲艺名家座谈有着深刻寓意。

陈云接着说，解决文艺领域存在的问题，除了需要制定和完善一些必要的规章制度外，更需要在文艺界内部开展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他鼓励大家说：“应当相信，只要是充分说理、实事求是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不仅不会妨碍文艺的繁荣，而且是文艺繁荣所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陈云还叮嘱大家，平时除了看业务书外，也要抽空读点马列的理论书籍，特别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他说：“这样学上数年，肯定会对自己全面理解和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做好本职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陈云的话获得了大家的一致赞同，经过报道后使广大曲艺工作者受到很大的鼓舞和教育，在全国文艺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后不久，文化部就决定创办中国北方曲艺学校和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设立曲艺研究所，并按照陈云的建议，成立了江、浙、沪评弹工作领导小组。

支持上海改革发展

从1991年到1994年，陈云连续四个春节都在上海度过。1990年4月党中央决定设立浦东新区后，上海的改革开放进入到一个新阶段。作为一名“老上海”，陈云十分关心家乡的改革发展。

1994年2月9日是农历除夕，陈云在住地会见了前来拜年的吴邦国、黄菊等上海市党政领导人。吴邦国向陈云汇报了1993年上海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和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所做的工作，以及新一年工作打算。陈云听了很满意。他说，上海工作是做得好的，不是一般的好，而是很好。陈云还简要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发展情况，认为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国经济发展很快，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针对当时存在的困难和问题，陈云强调说，首先要维护和加强党中央的权威，“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成大事，社会也无法稳定”。

陈云曾在多个场合强调，中央的政治权威需要有经济权威作为基础。他支持1994年党中央计划实施的分税制改革，在谈话中对上海顾全大局、赞同改革的态度提出了表扬。他还有针对性结合当时出现的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的情况说：“从全国来看，当前经济工作要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建设规模一定要与国力相适应，而且要留有余地。同时，要把注意力集中到提高经济效益上来。”对于这些问题，陈云肯定了中央制定的宏观调控措施，并充满信心地表示，“全国上下都要同心同德，团结一致，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措施，把中国经济搞上去是大有希望的，社会主义中国是大有前途的！”

陈云的这些话带有历史总结性质，既回顾了历史，也分析了现实，同时也展望了未来。后来，经过他本人同意，这次谈话被收入《陈云文选》，成为压轴之作。这篇文章既高瞻远瞩，又深谋远虑，很好地反映了陈云的思想、精神和气质，也寄托了他对家乡加快发展的殷切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