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被“宏大”包围：我们吞咽了太多意义，其实生命只需要呼吸！

更新时间：2026-02-28 18:00  浏览量：1

这是一个意义过剩的时代。

我们被“宏大”包围：

宏大的叙事、宏大的目标、宏大的成功。

社交媒体上，每个人都在展示自己如何“活得有意义”，要么在追逐风口，要么在实现阶层跨越，要么在践行某种人生哲学。我们吞咽了太多意义，以至于患上了一种名为“空心症”的时代病：

越是追逐意义，越觉得生活虚无。

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中，历史学家王笛的声音显得格外“不合时宜”。他研究茶馆里的茶客、街头的贩夫、乡村的农妇，研究那些被传统历史书写遗忘的“小人物”。他告诉我们：

历史不是只有帝王将相，文明不是只有丰功伟绩，那些日复一日的呼吸、劳作、喝茶、闲聊，本身就是历史最坚实的底色。

王笛敏锐地指出了一个长期被忽视的事实：

我们所学习的历史，记录的大约只占人口1%的“杰出人物”——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知识精英。

翻开历史教科书，映入眼帘的是秦始皇统一天下、鸦片战争爆发、辛亥革命成功……这些当然是历史的重要节点，但问题是，另外99%的人去哪儿了？

“一个普通人生老病死，度过平淡的一生，就是碌碌无为”，这种观念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它不仅是史学观，更潜移默化地塑造了每个人对自我价值的认知。当我们用“是否改变历史”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那么绝大多数人都注定是失败者；当我们用“是否惊天动地”来定义生活的意义，那么日常的吃饭、走路、喝茶就都成了不值得记录的“废片”。

王笛对这种“英雄史观”提出了尖锐的质疑：“所谓帝王、英雄创造的历史，他们的野心，在历史上更多是造成灾难，破坏多于建设。比如帝王的开疆拓土，对老百姓来说得到什么？除了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没有别的。”

这段话令人警醒。当我们狂热地崇拜那些“改变历史”的人物时，是否想过：历史的每一次“大起大落”，最终承担代价的都是普通人？而那些“碌碌无为”的皇帝，如汉文帝、宋仁宗等等恰恰因为“无为”，反而让老百姓过上了安稳的日子。王笛由此提出一个近乎悖论的观点：

“如果一年又一年，老百姓都觉得每一年都很平常，没有大事可记，生活周而复始，如果能100年不出大事件，那才是真正的幸福。”

如果说历史是海面上的波涛，那么王笛关注的是水面之下的潜流。他研究茶馆——这个成都人喝茶、打牌、聊天、掏耳朵的日常空间；他研究袍哥——这个活跃于长江中上游的秘密社会组织；他研究杜二嫂——一个以加工生丝为生的普通农妇。

这些研究对象有一个共同点：在传统史学看来，它们“毫无意义”。但王笛用几十年的研究证明：

正是在这些看似“无意义”的日常中，隐藏着文明最真实的肌理。

以杜二嫂为例。她出生于1900年，生活在成都附近一个叫石羊场的地方，靠加工生丝维生。如果按照传统史学的标准，她根本不配进入历史书写。但王笛通过一篇1944年的社会学本科论文，追踪了杜二嫂的一生：她生活的40年间，中国经历了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这些宏大事件如何影响一个普通农妇的命运？答案是：抗战爆发后，洋货难以进入内地，反而给杜二嫂这样的丝织户创造了商机，使她从一个佣工变成了小型个体老板。

这就是王笛所说的“宏观与微观的结合”：没有杜二嫂的故事，我们也能知道抗日战争的历史；但有了杜二嫂的故事，我们才能真正理解——

历史不是抽象的“民族存亡”，而是无数具体的人，在具体的时空里，想方设法活下去、活得稍微好一点的全部努力。

王笛将这种史学观概括为“碌碌有为”——与“碌碌无为”仅一字之差，却彻底翻转了价值的评判标准。所谓的“碌碌”，就是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过去历史学家觉得日常生活不值得书写，但王笛认为：“每一个普通人，虽然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什么辉煌的记录，但每天通过日常生活、生产、传宗接代等，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延续，而且在延续过程中创造了文明和文化，普通人才是中华文明的真正建设者。”

回到当下。为什么年轻人一边刷着“躺平”的段子，一边又在深夜焦虑“空心症”？

答案或许在于：我们这个时代陷入了“意义”的困境。一方面，传统的成功叙事依然强大——要出人头地，要改变世界，要活得“有价值”；另一方面，当这种叙事与现实产生巨大落差时，虚无感便乘虚而入。于是人们在“卷”与“躺”之间反复横跳，在追逐意义与否定意义之间不断摇摆。

王笛提供的是第三条路：

既不被宏大的意义叙事所裹挟，也不滑向彻底的虚无主义，而是回归日常，在呼吸之间重新发现生命的尊严。

这并非一种消极的退守。王笛反复强调，

普通人的日常不是被动地“活着”，而是主动地“创造”。

他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成都茶馆里那些“吃闲茶”的人，从早喝到晚，茶馆成了“半个旅馆”；一些戏曲爱好者坐在茶馆里清唱，叫“打围鼓”；朋友们轮流付账，账目写在黑板上，叫“茶轮”。这些看似琐碎的日常，背后是一整套运转自如的市井秩序，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活力。

王笛甚至认为，这种来自民间的自我调节能力，比任何宏大设计都更为重要。他谈到清代的“士绅社会”：当时皇权只到县一级，县以下没有正式的官方机构，靠的是获得科举功名的士绅参与地方管理——调解纠纷、参与治安、组织慈善。

这种“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恰恰依靠的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的“呼吸”式参与。

王笛喜欢用宫崎骏的《千与千寻》来形容微观史研究的魅力：

就像那个小孩穿越隧道，发现一个奇幻世界。历史研究中，一旦拂开“历史的尘埃”，那些被遗忘的生命便会重新显现。

2021年，王笛终于回到成都，去了彭镇的观音阁老茶铺。他曾经在2015年和2019年两次在那里拍照，后来发现照片里有两位老人——甘大爷和胡大爷——竟然四年里都在同一个地方打扑克。2021年再去时，他们还在那里。

这个细节令人动容。对于宏大历史来说，两位老人在茶馆里打了十几年扑克，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尘埃”；但对于甘大爷和胡大爷自己来说，这就是他们的一生，是他们日复一日的呼吸，是他们存在的全部证明。而文明，恰恰是由无数个这样的生命共同编织而成的。

王笛说：“一旦历史的大潮涌来，一旦有惊天动地的事发生，首先做出牺牲的就是老百姓，对老百姓来说，能够周而复始地生活才是一种幸福，也是一种权利。”

所以，我们吞咽了太多意义，其实生命只需要呼吸。这呼吸里有茶馆的盖碗茶，有街角的锅盔香，有阳台上抽芽的芹菜，有几十年如一日打扑克的下午。这些看似“无用”的日常，恰恰是生命最本真的状态，也是历史最深处的脉搏。

当我们不再用“是否有意义”来丈量每一天，当我们学会在呼吸之间感受存在本身的价值，或许我们就能理解王笛所说的：“把历史置于显微镜下，模糊的个体变得具象，混沌世界的运动节奏也会渐渐清晰。知微见著，似乎我们平凡人也能触摸到一点点世界的脉搏——不因别的，仔细听，那就是我们在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