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只有汪曾祺能写出“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这种韵白？

更新时间：2025-05-12 18:04  浏览量：4

汪曾祺泡茶馆的瘾头，在同辈作家里头是出了名的。这瘾不是一天两天养成的，得从他小时候说起。高邮老家的运河边上，茶馆比饭馆还多。特别是码头那条街，老虎灶一家挨着一家，青砖灰瓦的铺面，门口总冒着白汽。天蒙蒙亮，茶馆就开张了。跑船的、挑担的、拉纤的，这些靠力气吃饭的主儿，卸了货就往茶馆里钻。长条板凳上坐定了，先灌一大碗粗茶，再要碟烫干丝，就着烧饼慢慢嚼。茶水解乏，点心垫饥，歇够了脚力，才有力气接着干活。

汪曾祺打小就在这样的茶馆里长大。茶博士提着长嘴铜壶，手腕一抖，滚水就准准地落进茶碗里。跑堂的端着木托盘，在桌椅间穿梭，嘴里不停地吆喝："三号桌加壶龙井！""五号桌的阳春面好了！"这些声音，这些气味，都刻在他骨子里了。

后来到了昆明，在西南联大那会儿，他泡茶馆的瘾头更大了。昆明的茶馆和高邮不一样，多是些清静的去处。文林街有家老茶馆，木头桌椅都磨得发亮，窗棂上的雕花都褪了色。汪曾祺总爱坐在靠窗的位置，要一壶普洱，有时一坐就是一整天。

那会儿正是抗战时期，师生们都穷。可再穷，茶钱是不能省的。有时实在没钱了，就赊账。老板认得这个戴圆框眼镜的读书人，知道他是个讲究的主儿，也就由着他去。茶馆成了他的书房，在这里写文章、改作业、会朋友。茶凉了又续，续了又凉，他也不在意。

这样的日子，后来想起来，汪曾祺总觉得是最自在的。他说："穷是穷了点，可心里踏实。"这话不假。在那些兵荒马乱的年月里，一壶热茶，一本旧书，几个知己，就是最好的光阴了。

昆明的茶馆分两种：大茶楼和小茶铺。汪曾祺不爱去那些气派的大茶楼，反倒钟情于街边巷尾的小茶铺。这些小茶铺门脸不大，却透着地道的昆明味儿。从西南联大新校舍出来，拐上凤翥街或是文林街，走不了几步就能遇上一家。这两条街都不长，可茶馆倒有十几家，一家挨着一家，像是特意为联大的师生们准备的。

这些小茶铺里，联大学生待的时间总比本地人长。他们往往一坐就是大半天，有时连午饭都在茶馆里解决。汪曾祺更是如此。他泡茶馆，图的不仅是那一口茶香，更是茶馆里的百态人生。他爱坐在角落里，一边啜着茶，一边观察来往的茶客。有时掏出本书来看，有时拿出纸笔写写画画。更多的时候，他就在那儿静静地坐着，听茶客们闲聊，看跑堂的忙活。

茶馆成了他的创作源泉。那些在茶香氤氲中写下的文字，都带着生活的烟火气。他写茶馆里的桥牌高手，写卖瓜子的小贩，写说书的艺人，写那些来来往往的普通人。这些人物在他的笔下活了起来，带着茶馆特有的温度和气息。有时写着写着，他会突然停下笔，盯着某个茶客出神，仿佛要把那人的一举一动都刻进脑子里。

中国茶道和戏曲，骨子里是相通的。汪曾祺打小就爱唱戏，尤其迷昆曲那婉转的水磨调。在西南联大那会儿，他除了整日泡茶馆，还和中文系几个同样痴迷昆曲的同学凑了个曲社。他们请来两位教授，一位教拍曲，一位教吹笛。每到昆曲专场演出，总能引来不少师生围观。

课余时分，汪曾祺常约上三五个曲友去茶馆。几杯清茶下肚，嗓子眼就痒痒。你一段《牡丹亭》，我一段《长生殿》，就这么清唱起来。起初茶客们还嫌吵，后来竟都竖着耳朵听。茶寮老板更是欢喜，说他们这一唱，连带着茶叶都多卖出去几斤。日子久了，他们成了茶馆的常客，老板特意给他们留出靠窗的雅座。

最热闹时，连街坊邻居都闻声而来。卖菜的放下担子，拉车的歇了脚，都挤在茶馆门口听。一曲唱罢，叫好声不断。有个卖糖葫芦的老汉，每回听完都要送他们几串糖葫芦，说是润润嗓子。

那年暑假，汪曾祺在图书馆翻旧杂志，偶然读到《北斗》上署名"董龙"的文章，谈的是"茶馆文学"。后来得知这"董龙"就是瞿秋白，他心里一动：茶馆里的人生百态，要是能搬上舞台该多好。从此他泡茶馆时，总要多留个心眼，把茶客们的言谈举止都记在心里。

有时唱到兴头上，汪曾祺会即兴改几句唱词，把眼前看到的茶馆景象编进去。同学们笑他这是"新编昆曲"，他倒认真起来："戏曲本就是从市井中来，咱们让它回到市井中去，有何不可？"这话说得在理，后来他们索性把《茶馆》里的场景都编成了折子戏。

老舍先生的《茶馆》在京城上演那会儿，汪曾祺场场不落。散戏后，他总要踱着步子去老舍家坐坐。老舍住在东城的小院里，院里有棵老槐树，树下摆着张藤编的茶几。每次去，老舍都备好了茶等他。

那天汪曾祺进门时，老舍正在院子里摆弄茶具。见了他，老舍笑眯眯地打开一个红木茶柜，里头整齐码着十几个青花瓷罐。"知道你爱喝绿茶，"老舍说，"这是碧螺春，这是龙井，还有太平猴魁和黄山毛峰，都是新到的。"

汪曾祺选了碧螺春。老舍亲自执壶，滚水冲下去，茶叶在玻璃杯里打着旋儿，像一群跳舞的小人儿。茶汤渐渐泛出嫩绿色，香气飘散开来。"我这《茶馆》，"老舍抿了口茶说，"写的是过去的事了。"他摩挲着茶杯，眼神有些飘远，"前清那会儿，我在茶馆里听过多少故事啊。"

汪曾祺知道，老舍写《茶馆》，是把半辈子的见闻都揉进去了。那些茶客的悲欢，跑堂的机灵，说书人的抑扬顿挫，都活灵活现地搬上了舞台。可老舍总说不够，说这戏里缺了新时代的气息。

"你们年轻，"老舍突然放下茶杯，茶汤在杯里轻轻晃动，"该写写现在的茶馆。"他望着汪曾祺，眼神格外认真，"现在的茶馆什么样？喝茶的人都聊些什么？"老槐树上知了叫得正欢，老舍的声音混在蝉鸣里，"写出来，那才是活的历史。"

汪曾祺捧着茶杯，茶已经凉了。他想起昆明那些茶馆，想起高邮码头上冒着热气的茶摊。老舍的话像一粒种子，落在他心里。临走时，老舍硬塞给他一包碧螺春，"带回去慢慢喝，"老舍站在院门口说，"写文章时提提神。"

那包茶叶，汪曾祺一直没舍得喝完。每次打开，都能闻到老槐树下的茶香，想起老舍说"写写现在的茶馆"时的神情。后来他写《受戒》，写《大淖记事》，笔下的市井生活，总带着茶馆里的烟火气。

六十年代中期，汪曾祺接手改编沪剧《芦荡火种》时，意外发现剧中竟有一幕发生在"春来茶馆"——一个地下交通站。这让他想起了老舍先生多年前的嘱托，那个关于"写写新时代茶馆"的期望。

改编工作并不轻松。中国传统京剧剧本向来有两个毛病：人物刻画不够细腻，唱词缺乏诗意。汪曾祺决定就从这两处着手。他反复琢磨剧中《智斗》这一幕，要把阿庆嫂这个茶馆老板娘兼地下交通员写活。这个角色既要保持茶馆老板的市井气，又得暗藏革命者的机敏。

最难写的是那段"垒起七星灶"的唱词。汪曾祺在书桌前枯坐多日，茶喝了一壶又一壶，稿纸揉了一张又一张。有天夜里，他忽然想起昆明茶馆里的老虎灶，想起跑堂提着大铜壶穿梭的身影。记忆中的画面活了起来：上海茶馆里八仙桌旁的高谈阔论，武汉茶楼里说书人的惊堂木，北京大碗茶摊上的市井百态，还有高邮老家茶馆里飘着的茶香。

这些记忆像茶叶一样在脑海里舒展开来。他连夜重写唱词，把各地茶馆的特色都融进了春来茶馆：七星灶上冒着热气的大铜壶，八仙桌上永远擦得锃亮的茶具，来来往往的十六方茶客。最妙的是阿庆嫂这个角色，她招呼客人的热情里藏着警惕，沏茶倒水的动作中带着机敏，连擦桌子的手势都暗含深意。

汪曾祺发现，自己几十年泡茶馆的经历，竟在这时候派上了大用场。那些观察过的茶馆老板，听过的市井闲谈，看过的世态人情，都成了创作的养分。春来茶馆在他笔下活了起来，既是真实可信的市井茶馆，又是惊心动魄的地下战场。

夜深了，汪曾祺还在书桌前苦思冥想。桌上摊着的稿纸写满了又划掉，划掉了又重写。紫砂小壶里的茶已经续了七八回，茶汤早就淡得没了颜色。他揉了揉发酸的眼睛，起身踱到窗前。窗外是上海的夜色，远处偶尔传来几声汽笛，更显得夜静人寂。

"垒起七星灶"这句唱词倒是早就有了，可后面的词怎么接都觉得差了口气。他捧着茶壶在屋里来回踱步，茶壶里的水已经凉了，他却浑然不觉。忽然，舌尖上残留的茶味让他想起小时候在老家的事。

那是高邮的夏夜，祖父教他读苏东坡的《汲江煎茶》。"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年幼的他怎么也理解不了这诗句的意思。祖父就带他到院子里，指着月光下的大水缸说："你看，这月光落在水瓢里，不就是'大瓢贮月'吗？"又指着运河说："舀一勺江水煮茶，不就是'小杓分江'吗？"

记忆里的画面突然鲜活起来。汪曾祺放下茶壶，快步回到桌前，提笔写下"铜壶煮三江"。写完自己先念了两遍，越念越觉得有味道。这"三江"二字，既暗合了苏东坡的诗意，又点出了春来茶馆迎来送往的热闹景象。铜壶里煮的哪里是水，分明是五湖四海的茶客，是江湖儿女的豪情。

后来这出戏搬上舞台，毛主席看了也颇为赞赏。老人家听完"铜壶煮三江"这一句，还特意让人把唱词抄给他看。不过他对剧名《芦荡火种》有些意见，说："水乡芦荡里，火种怎么燎原？"提议改作《沙家浜》。这一改，反倒让戏里的春来茶馆更出名了。

多少年过去，人们可能记不清整出戏的情节，但阿庆嫂那段"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的唱腔，却像茶香一样飘进了千家万户。茶馆里的老虎灶、铜茶壶，都成了那个年代的记忆符号。而汪曾祺笔下那个八面玲珑的阿庆嫂，也成了中国戏曲舞台上最鲜活的人物之一。

有时候想想，文艺创作这事也像煮茶。要耐得住性子，等水烧开；要沉得下心思，等茶出味。汪曾祺那晚若不是被一盏苦茶勾起儿时记忆，若不是把苏东坡的诗意化进唱词，恐怕也写不出这样脍炙人口的句子。就像他自己常说的："写文章跟泡茶一个道理，急不得。"

如今再听《沙家浜》，那"铜壶煮三江"的唱词里，依然能品出当年的茶香。这茶香里，有汪曾祺熬夜改稿的苦心，有他对市井生活的观察，更有中国传统文人的诗意情怀。一个小小的铜壶，煮出了大千世界；一段短短的唱词，道尽了人生百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