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里的衙门

更新时间：2025-05-30 17:37  浏览量：2

我国每年的高校毕业生已经超过了1000万人，这样的数据给就业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同时，大量高校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又催生了考公热、考研热，于是又在这两条道路上挤作一团。

其实，类似的现象绝非当前所独有， 1948年，民国著名实业家、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曾经批评中国教育："我们国家之所以弄到今天全无办法，情势非常可怕，就是因为这种读书人太多了！在农村，本来可在田里做庄稼的小孩，读了书就不能做庄稼了，往哪里去？到都市，到政府机关去。此外便无事可做了。在都市，商店里的小孩，本可做生意的，读了书也不能守商店了，往哪里去？往更大的都市，还是往政府机关去。在工厂，工人的小孩，读了书，还是不得当工人了，往哪里去？如无更多的银行、公司，还是到政府机关去。目前我国每年中学毕业的学生以十万计，大学毕业的也以万计，读书人年年加多，政府机关的人也年年加多。如果一国人口，全读了书，岂不全是公务员，会没有一个老百姓了？"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相隔近80年，完全不同的两个时代，但是年轻人的选择却是如此一致。这其中，不得不承认， “官本位”思想在我们这个社会根深蒂固。

“在官本位”思想的暗示下，年轻人普遍还存在着进入衙门做官的渴望。

对此现象，社会大多都是泛泛的批评，却没有从深层次去做出剖析，为什么中国人如此喜爱做官？做官看起来是有利可图，但是做了官，究竟怎样能把利益变现到自己的手中？这些历史的细节，其实并没有多少人去做过认真的了解。

因此，从今天开始，推出这个专栏，内容是围绕着中国官场文化这一主线，对中国官场的规则、秩序、结构做一次近距离的接触，从而对从明清以来形成的官场生态进行多角度、多维度的解读。

从本节开始进入第一部分，标题是：城市里的衙门

在古代，城市的中心位置一定是留给衙门的，并且整座城市都是以衙门为中心，安排功能，进行布局。这表明了权力的巨大作用。

古代城市的中心区域一定是衙门官署。八字衙门朝南开，门前总有个小广场，连接着该城的主干道。

紧邻着衙门官署的主干道两旁分布着"吃衙门饭"的一系列行业，主要是旅店、茶馆、酒家、药铺四大"支柱产业"。

城里最热闹的旅店通常是离衙门最近的那家。来县城打官司的人，到了城里一般都在衙前投宿，做原告的方便及时递呈诉状，做证人的方便随时供传唤，在押被告或已经判决在监的犯人家属，也要图个就近'活动'人情或信息探询的便利。

除了诉讼的人，还有找衙门办事的人、走访官吏的人员等等，都就近在旅店投宿，行事更为便利。

投宿完，接下来就要找人办事、拉关系、打探信息了。

就以告状的为例，有官府发给执业证书以撰写各类文书、诉状为业的'代书'，还有经验丰富得第三方讼师，相当于今天的律师，一般都会在衙门前的茶馆里等候主顾上门或兜揽生意。

衙门中差役、师爷，与外界的通消息、勾结舞弊、讨价还价，也都在这里进行。

许多刑事和民事案件审理完成后，罚款纳赎、取保假释等种种行为……也多以茶馆为交易场所。

此外，其他办事人员也同样需要茶馆，所以茶馆就是名副其实的第二支柱产业。

在茶馆"商务会谈"谈得感情深入了，或者到了吃饭的时间了，就需要去找个酒楼深入交流了。

在明清小说中，衙门前酒家的功能一是茶馆功能的延伸，二是招待衙门里的公款吃喝。

承担公款吃喝的酒楼，生意总是很兴隆，从不缺客源。

还剩下最后一个药铺，它的生意来源则主要靠衙门审案打人。

一般县官审案，打板子，拶手指，吃夹棒，很容易把人大伤，所以衙门前的药铺就要准备跌打损伤药。

此外，药铺会和衙门的医官搞好关系，承接"公立医院"的药品供应。"医官只管诊脉处方，病家不妨就近买药"。由此可见，这四大支柱产业吃的都是"衙门饭"。

古代城市以衙门官署为中心进行布局，起因是城市里的各个行业是以政府权力为关联产生和运转的，反映出了政府权力在社会生活中的中心地位。

"以衙门为中心"的理念不仅体现在城市布局上，更体现在古人对官场的热衷、对官位的追逐上。

权力的实际收益实在太诱人了，人人都想成为权力所有者。花费少许成本，成为终生无忧的食利者，是很划算的"投资"。清朝后期可以合法的买官，南方许多人家的子弟如果读书不好又没有其他的好谋生渠道，家族就会凑钱给他买官，既解决子弟的生存问题，又是一项投资。

光绪年间，一个相当于科级干部的县丞职位，售价不超过2000两白银。买到后，再花几百两银子沟通环节，买个实补的资格，就可以光明正大地戴上顶戴了。

当时3000两白银的投入，如果是中产人家努力一下还是能够到的，如果买官的钱不够，还可以"合伙买官"，共同凑钱买一个地方实职，事先约定好谁当老爷、谁当师爷、谁当门政，怎么分成等等，最后是共同受益。

据《清代野记》记载，光绪年间，安徽人张传声花钱买了一个候补道台，道台是四品官，他又花钱买了一个加花翎二品衔，于是张传声被分到河南候补，等待安排实际职务。

这位张大人很渴望做官的感觉，虽然没有实官可做，但是在自己家里每天都穿着官服进进出出，仆人还必须打配合，时不时要向他报告说有某某人要求见，其实并没有人来。

这等于玩起了“过家家”的当官游戏。

这些现象令人可叹可怜，表明权力因素萦绕在古代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受到整个社会的追捧。

权力极度膨胀之下，就开始插手社会生活、干预社会财富分配。

权力膨胀还催生出了另一大恶果：百姓要承担赋税，当官吏可以免除。

于是百姓争当官吏，结果是十个人中逃避掉一人去做官了，就要把那个做官人的份额加于剩下的九人。百人中逃避掉十人，就要将那十人的份额加于剩下的九十人。如此恶性循环，老百姓的负担越来越沉重。

也正因为有着如此的利益诱惑，所以人人想进入官场，于是，官场上的各色人员越来越多，百姓渐渐减少。

在人人热衷官场的时代，良民只有三种出路：或者挤入官吏队伍，或者死于沟壑，或者沦为盗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