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人物丨王笛：微观历史，碌碌有为

更新时间：2026-02-06 15:03  浏览量：3

在澳门住所的阳台上，历史学家王笛的“田野”是几个泡沫箱。里面有辣椒、豌豆苗、木耳菜，还有他最近新种的水培芹菜。芹菜根切下泡进清水，不过几天工夫，竟已长得郁郁葱葱。

王笛喜欢静静观察这些植物，看它们一日日抽芽、展叶，就像他几十年如一日地观察历史中那些微小生命的轨迹——茶馆里的茶客，街头的贩夫，乡村的农民。

王笛相信，在宏大叙事如台风过境后，这些看似脆弱的生命总能重新发芽。那些被视为“历史残渣”的普通人日常，那些被忽视的、被认为没有价值的琐碎细节，也终将分解、转化并重新获得意义，成为理解一个时代的土壤。

画里画外

少年王笛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画家。

接受采访的前两天，他在家中整理旧物，意外翻出一叠旧画，那是1972年至1976年间留下的几十幅作品，一直被父母和哥哥悉心保存着，后来他带到了澳门。“如果没有这些画，我其实忘记了很多事。”这是他成为历史学家之前，最原始的“史料”。

王笛的记忆，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成都。那时的成都“还是个小城市”，范围不大，以手工业和消费为主。街道两旁是密密的铺子：木匠、补工、弹棉花的、爆爆米花的、卖各种日用品的。许多东西就在街边制作，当场售卖。

“一两分钱就可以去街上买吃的东西。”锅盔的酥脆、春卷的绵软、大头菜的咸香，这些味觉记忆比任何档案都深刻。父亲在省文联工作，家住深宅大院，但街上才是乐园。“只要有几分钱，就可以玩个半天。”他和哥哥在食堂长大，“记忆中几乎没有和父母一起吃过饭”。孩子们像野草，在街边自由生长。

茶馆是街景的一部分。父母坐在公园茶馆里，他和哥哥玩够了便回去找。这些情景，都被他写进了《那间街角的茶铺》，他还为那本书画了19幅插图，追寻历史中的茶馆细节。

1972年夏天，成绩在班上前几名的王笛，没有等到高中的录取通知书。原因是“政审不通过”。

内向的少年深受打击，感到“无颜面对他人”。父亲却一趟趟往学校跑，在一片混沌中坚持讨要说法。“他的毅力和决心真是了不起。”最终，父亲被证明并无历史问题。开学两个月后，王笛才坐进教室。

尽管经历了一些波折，王笛仍然觉得，“我真正学到知识的时期是在高中。如果不读高中，可能会永远失去上大学的机会。”

高中读完，政策本允许王笛留城，因为哥哥已去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父母可以留个孩子在身边。为了争取渺茫的工农兵大学推荐资格，他选择下乡，去了苏东坡的故乡四川眉山。

不到一年，父亲单位有了招工名额。1975年，王笛回到成都，进入铁路局砖瓦厂。

那并非理想归处。窑火二十四小时不熄，热浪灼人。工人们穿着短裤短袖，在热浪中进出，运出烧好的砖，送入待烧的坯。一天下来，全身是灰，汗水在脸上冲出沟壑。

苦闷中，画笔成了出口。如今被翻出的画作中，有一幅1976年的钢笔画。画风简洁，线条为主。画面正中，一人用枪托正中另一人的后脑勺。王笛至今还记得当时发生的场景：军训时，一个小个子因被欺负而爆发血性，用枪托击倒大个子，又举刺刀想要刺过去，被大家拉开。

更多的画记录着砖瓦厂的日常：工友们吃饭、聊天，在窑里装砖、拖车。艺术性上或许幼稚，但对于一个业余爱好者来说，“这些作品还可以”。

今年，王笛将迎来七十岁生日。半个多世纪过去，幼时的街景反而在记忆中愈发清晰。街边的铺子、砖窑的火焰、考场的抉择，以及画中举枪的瞬间，都成了他研究微观史最初的底片。画中那柄刺刀并未真正落下，画外的人生，却刺破迷雾，走向一条未曾预想却注定踏上的路。他画的从来不是英雄，而是身边的普通人。

这或许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将选择怎样的历史。

王笛绘的吃闲茶

从孙中山到盖碗茶

在四川大学历史系，王笛是1978年第一个被录取的学生。

那时候，他并不知道历史专业是干什么的，也没有自己的高分秘籍，“就是死记硬背，教科书的每一个条条款款都拿来背。”

选择历史，仅仅因为那是高考中得分最高的科目。但很快，天赋和时势将他推向了潮头。大二那年，他找到讲授中国近代史的隗瀛涛先生，提出要研究一个“大题目”：辛亥革命与孙中山。彼时，隗先生门下聚焦四川地方史的学生众多，王笛的选择像个“异类”。隗先生包容了他。

年轻的头脑里翻腾着挑战的欲望。当时的主流史观认为孙中山对帝国主义存在妥协，王笛却试图论证：那是一种策略，在反清阶段无法同时树敌过多。1981年正是辛亥革命七十周年，这篇本科毕业论文的核心观点发表在《社会科学》杂志，竟被置于首篇。主编批语：“后生可畏。”《新华文摘》随即转摘。

备受鼓舞的王笛又将两万多字全稿，投给了当时史学领域最权威的《历史研究》。编辑阮方纪的信件一封封飞来，他反复修改，直至1986年文章刊出。次年，他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那是川大首次破格提拔，总共三人，其中就有刚刚担任两个月讲师的王笛。

“你看，我可能真的还蛮顺利。”

这是一段非常成功的人生轨迹，他沿着“宏大叙事”的阶梯拾级而上，研究的是改变历史走向的“关键人物”与“重大事件”。

成功中也有小小的“失败”。同样在1981年，关于辛亥革命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征文，他满怀希望投稿，却被告知资格不够，入选者至少需研究生学历。“这个消息就像一盆冷水浇在头上。”一条以学历、头衔为门槛的边界横亘在眼前，划分着谁的声音值得被倾听，什么样的历史值得被书写。

硕士毕业后，王笛留校任教。1991年，他赴美留学。对于35岁的王笛来说，这无异于一场赌博：放弃国内工作，在异国重当学生，挑战语言关、阅读关、写作关，“可以说是非常艰苦。”

正是这场赌博，让王笛打开了全新的视野。在那里，他接触到了新文化史和微观史。这些思潮将目光从帝王将相、战争革命，投向普通人及其日常生活。历史的定义被拓宽了，历史不仅是“英雄”的创造，更是无数无名者共同生活、经历和感受的总和。“新文化史告诉我们，普通人就是历史本身。”

几乎是本能地，他想起了成都的茶馆。

不是作为学者的判断，而是一个成都孩子的记忆：鼎沸的人声，盖碗茶的脆响，长嘴铜壶划出的弧线，空气里叶子烟与开水蒸腾的混合气味。那是信息的交易所，手艺人的生计场，闲散者的栖息地，也是童年时他趴在门口向内张望、却被年龄挡在外面的“大人世界”。

在写作那本让他崭露头角的《跨出封闭的世界》时，他曾寥寥数笔提到茶馆，“但从来没想过这可以是一个历史研究的题目”。因为按照过去的研究标准，它不够“重要”。

新的史学方法给了他契机。他意识到，茶馆正是观察社会变迁的绝佳显微镜。

茶馆里的田野调查

博士期间，王笛准备了三份研究计划：街头文化、茶馆和袍哥。最终因资料相对易得，他先做了“街头文化”研究。但这三个题目像地下暗河，在他心底彼此连通。在档案馆翻阅资料时，但凡看到与茶馆、袍哥相关的只言片语，他都会一并收集。

茶馆的召唤越来越强，1997年，王笛已经开始在成都进行系统的田野考察。笔记一记就是二十六年。从1997年至2023年，即便茶馆的项目已经完成，但只要他走进茶馆，就会拍照、记录。

在他的田野笔记里，茶馆是一个活着的有机体，有一套自己的语言。

民国时期，成都每天约有四分之一的人走进茶馆，有人从早喝到晚，茶馆成了“半个旅馆”，这叫“吃闲茶”；一些戏曲爱好者坐在茶馆里清唱，就是“打围鼓”，也叫“板凳戏”；喝茶的朋友们轮流付账，账目写在茶馆黑板上，叫“茶轮”。这些词语背后，是一整套运转自如的市井秩序，当地人习惯在那里打麻将、约会、看戏、读书、掏耳朵，以及自由地争论大大小小的问题。在茶馆里，王笛也见到了形形色色三教九流的人，擦鞋的、算命的、掏耳朵的、掺茶的、行医的、茶馆老板、服务员……小小的茶馆，成了一个纷繁的大社会。

王笛的田野调查方法是“非典型”的——

他不用问卷。王笛曾在茶馆见学生们为完成教授任务，追着茶客填关于汽车的问卷，茶客们敷衍了事。他摇头，“如果我的问卷也是这样的效果，有什么用呢？”

他也不亮明学者身份。“拿出笔记本或录音笔，别人就有顾忌。”更多时候，他就是一个普通茶客，要一杯花茶，一坐半天，和周围人“天南地北地聊聊天”。

“掏耳朵吗？”师傅过来招揽。

“我给你钱，但不掏，我们聊聊天。”

就这样，他结识了从郊区来成都谋生的夫妇。妻子在茶馆擦鞋，丈夫给人掏耳朵。他们还带着两个读书的儿子。王笛问收入，问种地的收成，问对孩子未来的打算。“他们怎么来到城市，城市又如何改变他们。”这些故事，问卷问不出来。

最奇妙的一次相遇在2019年。成都彭镇观音阁老茶铺，如今的网红茶馆，王笛为《茶馆》第二卷补拍照片。这个茶馆的氛围和格局充满了老茶馆的韵味，但王笛和2015年第一次去的时候一样，没有采访，只是默默地拍摄了几十张照片便离开了。

次年疫情，困居澳门整理照片时，他忽然怔住：2019年照片里一位老人的脸，如此熟悉。翻出2015年在同一茶馆拍的照片，竟是同一人。

四年光阴，在王笛的镜头里重合。

“这真是奇迹般的缘分。”王笛立刻托人寻找。学生第一天就找到了——甘大爷，以及他的牌友胡大爷。更惊人的是，胡大爷也同时出现在两张照片中，只是当时未被留意。

2021年，王笛终于回到成都，他立刻去了观音阁老茶铺，发现他们仍然在那里打扑克。甘大爷和胡大爷，两位成都郊区的农民，几乎每天来此打牌喝茶，已经十多年。王笛后来又去了七八次，“他们没有一次不在。”他发现，对这个茶馆而言，甘大爷和胡大爷就是最稳定的坐标。

茶铺老板告诉王笛，有老人在这里喝了一辈子茶，去世后，他的家人会在送葬的时候专程来茶馆买杯茶敬献，再去下葬。

“你看，对这些老人来说，这就是他们整个的世界。”

疫情封控时茶馆关闭，甘大爷和胡大爷非常失落。“当日常被中断的时候，我们才感觉到它的珍贵。”王笛说，“日常就是最宏大的叙事。”

碌碌有为

1997年至2003年是王笛考察茶馆最密集的时期，恰逢中国城市化浪潮席卷。土地重新规划，农民工涌入城市。街角的简陋茶铺，成了进城农民的临时码头和信息集散地。“五千到一万就可以开一间茶铺，让一家人在成都安家落户。”挖耳师、擦鞋匠、小贩在此谋生，尽管生活艰难，却也抓住了一丝改变命运的微小可能。“那种热火朝天的感觉，到处是机会。”

变化肉眼可见。街角茶铺逐渐被茶楼茶坊取代，这些地方装修精致，有空调，讲究隐私。但后者是从广东、港台传来的模式，并非成都土生土长。“街角茶铺消失，对应的文化也会受到影响。”过去茶馆里人声鼎沸，陌生人也能搭话；如今茶客们低声细语，各自对着手机；曾经赤膊摇扇，现在衣着得体。

更深层的变化在人。“土生土长的成都人已是少数。”王笛发现，大量外来人口带来各自的文化，连成都话都在发生着微妙变化。“这是全球化、商业化、人口流动的必然结果。”

记录这样的变迁，意义远超怀旧。在王笛看来，每个城市都有它的“茶馆”，比如上海的弄堂、北京的四合院，它们是社会的毛细血管。记录它们，是对传统历史图景的重要补充。

这引向一个更根本的追问：历史究竟是谁创造的？

过去的历史写作，把绝大部分篇幅给了不到1%甚至更少的人。“而生活在这世界上的，绝大多数是普通人，占90%，甚至99%以上。”四大发明、农业技术、无数文明积淀，都出自普通人之手。普通人如何看待自己，成了一个关键问题。当历史只关乎帝王将相，当人们认定自己“碌碌无为”，便可能放弃对公共事务的关切与发声的意愿。

因此，微观史并非站在宏大叙事的对立面，而是必要的矫正与补充。看历史如同看电影，有全景、中景，但更真实的往往藏在近景与特写之中。“只有把历史放在显微镜下，倾听普通人的声音，才能看到更鲜活、更有血有肉的历史。”

于是，王笛又写了一本书，叫《碌碌有为》。人怎么会碌碌无为呢？

“我们每天的日常，就是我们的贡献。”

去年年底，王笛在北京作了一场跨年演讲，谈及对未来的期许，他说，对抗宏大叙事对普通人漠视的方式，就是忠实地记录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历史长河中，帝王将相的丰碑可能倾覆，各种主义的浪潮可能退去，但普通人寻求一份安稳、一处交流、一点尊严的朴素渴望，从未改变。茶馆的形态会变，砖瓦会旧，甘大爷和胡大爷的牌局，终有散场之时。但普通人对公共空间与社群联结的内在需求，始终如一。

茶馆还能存在多久，繁荣多久？王笛觉得，只有时间能回答。

2023年春天，他又去了观音阁老茶铺，甘大爷和胡大爷仍然在那里打扑克。纸牌起落，茶烟袅袅。在这间老茶馆里，一切似乎都没变，一切又都已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