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若诚回忆13：我对吴世良说，我会让你笑一辈子，而我确实做到了
更新时间：2026-02-10 12:54 浏览量：2
《绿色的玉米》是我和吴世良一起演出的第一台英文戏。在这之前我们在学生戏剧团体"骆驼剧社"里有过接触。我们一起排过四个外国独幕剧（用中文演），包括苏联的《第四十一》。《第四十一》讲的是一位白军军官在岛上被一位年轻红军女战士俘虏的故事。《第四十一》是我们合演的第一台戏，但《绿色的玉米》更值得记忆，因为我们扮演的是主角，并用英语演出。其时我已爱上了她，她也爱上了我。
第一次看到我未来的妻子是一九四八年秋季开学不久的大三迎新会上。她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自己没想到。对同班的女同学我一直没怎么在意过，首先她们长相没有一个比得上她，更重要的是她们没她那么好学不倦。来到清华之前，她已经在上海上过三所大学，所以她底子打得很结实。学生中没有任何一个人，不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到清华时有吴世良那般学识。所以，她给我的印象很深。
至于我给她的是什么印象，我想最突出的是我的幽默感。后来她告诉了我之后，我对她说："我会让你笑一辈子。"我确实做到了。
在那天的迎新会上，我们没说上话。我第一次真正地和她有交流是后来在一片白菜地里。
那时候男女同学之间的界限还是分得比较清楚的，四十年代后期的清华，男女生之间的比例男生要多得多。我是男生食堂的伙食委员，管辖范围有大约两千名学生，而吴世良被选为女生集体食堂的伙委时，女生大概只有一百名。
一九四八年九月，内战已使整个国家的经济彻底崩溃，通货膨胀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除了草纸，所有商品都是有行无市，甚至粮食都见不着。我是位有经验的集体食堂伙委，所以我就去找我的那些老关系﹣﹣粮商、油贩等等，看他们有什么辙。他们说有商量，我就建议说咱们做笔交易。
"如果你答应粮食只卖给我们，我可以给你一个高价。"我说，"而且我们可以在你门上挂块牌子写上'清华大学专卖'，那样就可以挡住其他买主。"
我出了个计划，与肉商签合同买肉，与农民签合同买白菜，我答应预先把钱付给农民。他们拿钱时用不着给菜，但两个月后收了菜，他们得保证把白菜供给我们。农民们挺喜欢这种闻所未闻的"期货"方式，因为他们能在票子"毛了"之前把钱拿到手，而我们则按固定的价格得到白菜的供应。当时，没人用过这种方法。但这种方法成功了，我们一直有菜吃。
女生们听说后，都说："我们也该这么做，否则我们怎么过冬？"
有一天我正在菜地里看菜，有个女生朝我走来。这女生我以前见过，但只是远远的。就当时来说，她的穿着很时髦，因为她是从上海来的。她身着旗袍。尽管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穿列宁装，她却一直坚持穿旗袍直到我们毕业。
她觉得列宁装太难看。看起来像是西式的夹克，但没有内衬，只有一层布，又是跟裤子搭配着穿。虽然这不是当时强制的，但在那个时代革命者就兴穿这个。只有吴世良和学校屈指可数的几位女生穿裙子。
在白菜地，她朝我走来，我记得那天天气还很热。她的短袖旗袍是碎花图案，一边的开衩很高。只有上海姑娘们才敢穿开衩这么高的旗袍。她还穿着高跟鞋，脸上的化妆很有品位，头发烫成当时时髦的式样。她看起来是百分之百的上海姑娘。和她相比，清华其他所有的女生都显得土了。
她看到我蹲在菜地里尝白菜的样子就忍不住笑起来。这菜地离校园不远，我也常来检查订下的白菜﹣﹣掰开菜心尝一尝空不空以判断菜农是否追了肥。
"你笑什么？"我问。
"对不起，"她答道，"我从来没见过人这样吃生白菜。你看起来像只兔子。"
我给她掰了一块，"好吃！"我说，"尝尝？"
"不行，我可吃不了。"她说，还笑。
尽管吴世良在云南、南京、重庆、上海这些地方生活过，但她的普通话十分标准，没有一点口音，这也是我们让她参与话剧社的原因之一。
接下来的那个学期，也就是一九四九年二月，学生们分成两个演出团迎接解放军进城。在崇文门附近的汇文中学边上给我们指定一个地方住下。
我们上街演出。演出的是我们集体创作的一台活报剧《开市大吉》。分给我们一间很大的铺着木地板的房间，大家都睡在一起。
一早有位男生过来说："看，我捡了一块大洋。"
我和其他几位男同学一起细细察看那块银元。上面是孙中山的头像，这种银元称为"小头"，而有袁世凯像的则称为"大头"。男同学们都在琢磨这钱是哪儿来的，我提供了一条情报。
"我知道小吴的父母给她留了几块现大洋。"我说，"听说他们准备离开天津去南方。这肯定是她的！"
男孩从来天性如此，当场就决定把这块大洋花了买好吃的。当时一块现大洋还挺值钱的。于是叫上大家伙儿，全队一共大约三十位学生，一起去下馆子。队里只有三位女生，吴世良是其中一位，但她并不知道是用她的钱请大家的客。
吃饱喝足回来的路上，男生们开始嘀咕。
"要不还是告诉她吧﹣﹣人家要是自己发现就不好了。"有人提议。
我们打算告诉她，可一上来没敢说真话，先绕圈子。
"你丢了东西没有？"其中一人问。
"没有啊。"她说。
"肯定？"
"我看看吧……"她开始检查自己的包，"没有，东西都在。"
她很诚实，连父母给她留了一些银元的事儿也说了。
我们开始慌了。"天哪，那是谁的呢？"突然其中有位男生想到了什么。"但愿不是我们那位小气鬼儿的吧？"他呻吟道。
队里有一位同学吝啬是出了名的。结果还正是他丢的银元，我们的担心成了真。可不告诉他也不行。
"怎么办呢？"其中一位男生说。
"没别的辙，还他呗！"我说。"可谁有钱呢？"另一位男生说。
我知道没有其他办法，只有自告奋勇。
"我爸走的时候，也给我留了几块现大洋。"我说。
那是吹牛。他留给我的其实是只金表。我记得那牌子是"爱尔金"。我和另一位男生去了一家钟表店，问店主他能出多少钱。人家兴趣索然，因为当时时局还很不稳定，人民解放军刚进北京，开国大典还没在天安门举行，那要等到十月份。同学劝我不要以这么低的价钱卖出去，可我没别的办法。
我还是卖掉了我父亲的表，因为我不想给我未来的妻子留下坏印象。
吴世良直到我们快结婚时才听说有关这块银元的故事。她认为我把父亲去台湾时留给我的唯一信物卖掉很不明智。当然，我并不知道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三月，我们在北京城里各个大学巡回演出约一个月后，被告知可以回家了。新政协正在起草新的宪法，新的共和国就要成立。
和同学们在一起无拘无束的这几个星期里，吴世良和我的关系也超出了一般的友谊。可眼下我们却面临着分离，因为她必须去天津和她父母团聚。她上清华后，她父母一直希望回南方，她家在杭州、苏州、昆山都有房，唯独不能回上海，因为那样会招致当局的迫害。
他们天津坐困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流放。
我送吴世良到火车站，买了一张站台票和她一起进站。我们在月台上无语良久，就在她要上车离去的最后一刻，我突然说："我和你一起去！"
"什么？什么？"她问，又惊又喜，"可你没票啊！"
"上车再补也一样。"我说。
我和她一起上了火车，我什么也没带，可我什么也不需要。火车上十分拥挤，极不舒适。当时人们流离失所，前途未卜，谣言四起，有人说大军正从这边开来，又有人说正相反。天津虽已解放，可形势依然紧张，因为那里真枪实弹打了仗，不像北京，是和平解放的。吴世良和我在天津下火车时，几辆人力车扑上来抢我们这笔生意。拉我们的两位车夫半路讹钱，最后闹到警察局了事。最后我们到了跑马场的开滦矿务局。吴世良的父亲被聘任矿务局的顾问。矿务局原本属英国人，业已为中国人接管。他在那里等我们，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我很喜欢这位老先生，虽然他说话的口音很重，我简直一句没懂。
我和吴世良的家人同处两晚，然后就去访朋问友。吴世良和我还没有明确地谈婚论嫁，可去天津的路上，我们已经心照不宜。我没有正式向她求婚，可双方都认为是顺理成章的事。
我们还得完成最后一年的学业，我打算一毕业就结婚。我为什么这么性急呢？因为很多大学生和知识分子都参加革命去了延安，大多数人一直是单身。现在革命胜利了，干部进城了，他们之中有不少人成了令人羡慕的领导，很多这样幸运的单身汉开始物色漂亮聪明的姑娘做伴侣。这路事儿我见多了。当时大学毕业生可是稀罕物儿，女大学生就更抢手。这也是颇为自然的事，因为他们为革命事业奉献了青春嘛。
吴世良又是这样一位特别出色的女生。凡是认识她的人，包括她的同学，都非常敬慕她的才华，她在班里总拿第一。可她又像典型的东方娴淑女性那样，从不炫耀自己的知识和特权。
她从抗战期间南京沦陷时开始学外语。当时国民政府迁都到了重庆，她也随政府机关去了重庆，因为她父亲当时是上海交通大学的校长。我们两家都和学术界关系密切，所以，我入了娱乐界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低就了。
吴世良小时候在云南昆明生活过几年。她父亲吴保丰是第一批从美国学成回国的知识分子之一，他见证了无线电业的兴起和发展，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创立了中国第一家真正的广播电台，最初设在南京（当时南京是"中华民国"的首都），后来搬到了云南。当时，广播业在美国也是新兴的行业，吴保丰在中国广播业中被认为是创始人。后来随着战争局势的平稳，陪都迁往重庆，吴世良在那里度过了她青少年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她在昆明只生活了很短的一段时间。
女儿在清华大学读大三期间，作为上海交通大学校长的吴保丰，很同情当时的学生运动。学运是针对美国人的，因为当时的"德士古"石油公司对一位死于交通事故的中国学生负有罪责。上海市政当局则同美国人沆瀣一气，学生们举行抗议，很快就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整个国家、由北大、燕京和清华这些大学发端，也兴起了抗议活动，起因是一位北大女生被美国兵皮尔逊强奸引发的"沈崇案"。
蒋介石对学运形势大为不满，下令吴保丰去南京，要向他面训。交通大学教的就是这方面的专业，所以学生们都十分熟悉铁路。他们开始拆毁上海至南京段的铁轨作为反抗的表示。沪宁线是上海和政治首都南京这两个城市之间的大动脉，铁路被桀骜不驯的学生们给拆了，令蒋介石十分恼怒。
"这件事情你哪能解释？"他质问吴保丰。
吴保丰大胆地回答："我有几句忠告，委座。我认为我们应该重新审视我们的地位。我记得一九二七年我们开始北伐的时候，"（吴保丰是国民党元老）他继续道，"那时候学生和普通老百姓都是向着我们的，可现在他们都反对我们。我们真的应该做些自我检讨了！"
蒋介石的反应是拍着桌子大叫："我警告你！你已经老糊涂了！你马上给我滚出上海！作为交大校长你在上海的影响太坏！要是我在十天后还看到你待在上海，就不要怪我对你不客气！"
吴保丰回家后马上集合全家准备逃往天津。他有五个孩子，他按孔夫子的五德："温、良、恭、俭、让"给孩子们起的名字。我未来的妻子是第二个孩子，所以她叫吴世良。他们之所以选择天津是因为吴保丰在美国的一位同学当时是开滦煤矿的总督。老朋友就给他了公司顾问的职位，基本上是什么也不用干，光读报喝茶。
在蒋介石的威逼之下吴保丰离开上海，把全家迁到了天津，吴世良独自留在上海继续她的学业。她当时就读于上海大学，这是她三年来读的第三所大学。她读高中时满腔热情相信实业救国，立志毕业后就读交通大学。但身为交通大学校长的父亲却反对她的决定，说那不是女孩子读书的地方。他越是这么说，她的决心也就越坚定。她凭入学考试高分进入交大就读，可她最终还是学不进那些光学工程学的课，因为她的天性喜欢诗歌和戏剧。于是她又转到以商务和文学著称的圣约翰大学，但不久又对这所学校厌倦了。继而她又考进了另一所大学，沪江大学，又称上海大学，可一年后，她又烦了。
最后，一九四八年秋，她终于考到了清华，在那里安顿下来。我估计她遇上了我，暗忖："找到归宿了。"
她祖母总是劝告她："必须在大学里找到对象。一毕业，就晚了。碰到的就都是二流货了。"所以，到清华读三年级时，吴世良开始有点紧迫感了。
一九五0年七月十七日我和吴世良结婚，是从清华大学毕业以后，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报到之前。我原本是要到中央戏剧学院剧团当演员的。中央戏剧学院是由曹禺和欧阳予倩于一九四九年创建的。但最后一刻，他们回绝了我，因为有一条新规定下来，规定那年的大学毕业生不能进中央政府机构，而学院只能按分配规定办。结果，我们这几个刚从大学出来的年轻人就来到新成立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吴世良和我一起被分在演员队，在剧院的职业生涯中，我们两人都干过其他的差事。进剧院一段时间以后，吴世良就成了剧作家兼剧院院长曹禺的个人助理。曹禺说："吴世良的古典文学比我都强。"那是他选她做创作秘书的原因之一。我后来也管过资料，还当过创作室主任，那是抓剧院剧作家创作的部门。
我二十一岁进入剧院，是国统区大学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之一。我们是进步向上、朝气蓬勃的年轻一代。当时的政策要求我们接管旧政权遗留下来的国家机器，包括宣传机器。我们被告知身边就有以前国民党反共演剧队的成员。接着就是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旨在把他们揪出来。新政府要从烂摊子中建立起新中国，就需要我们这些刚毕业的个人历史清白的大学生发挥作用。
除了"镇反"，还有"三反"、"五反"，运动是反腐败的，抓出不少贪官，如刘青山、张子善。全国上行下效，一时到处都在抓腐败。然后，毛泽东又告诫我们应该把这些人留下来，放在我们身边，当成反面教材，一边提高警惕，一边改造他们。经过几年这样的政治运动，人人都知道谁是挨整的目标，随时都可以把他们揪出来批一通。
我的第一个角色是在老舍的新戏《龙须沟》中扮演刘掌柜，我总是很珍惜那出戏，因为那是由大导演焦菊隐导的。《龙须沟》是北京天桥附近的一个地区。按焦菊隐的想法，观众应该听到北京当时的街声和生存环境。焦菊隐导演要求我们为角色写人物小传，所有演员都要去那个地方体验生活，和当地老百姓交朋友。焦菊隐还要求我们写创作笔记，用斯坦尼的方法去创造我们的角色。
我扮演的角色老刘是茶馆的掌柜。我当时二十岁刚出头，却要扮演一位七十几岁的老人。我把头发剃光，秃头，下巴上粘上白胡子，就成了一个老北京典型的老头儿。多少年来，这样的人物走街串巷卖大碗茶，两分钱一碗。这在当时那个贫穷的地方也算是钱了，主顾就着茶再嗑点瓜子之类的。老人脾气好，喜欢小孩儿，常给他们一粒糖、一把花生什么的。这个角色在现实生活中的原型参考了我的四爷爷，那位职业摔跤手。
上演《龙须沟》期间，焦菊隐把我拉到一边跟我谈了一次话。"我想把你安排到剧院的资料室去。"他说。
我正年轻气盛，一点儿没有坐办公室的精神准备。
"别价呀！"我答道。可仔细想想我又改变了主意，加了一句："也行，但我想上台演戏还有机会吗？"
他笑了，说："当然！你不演戏受损失的是剧院。"
从那以后，我就有了双重身份。焦菊隐跟我谈话很有说服力："在任何一个一流的剧院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每出戏见观众后都要收集所有的档案资料，整理成册。"他两眼放光，继续为我描绘成书后出版社出版此书的前景，他的话果然成了现实。我编撰成册出版的第一个集子就叫《龙须沟导演计划》。焦菊隐相当为之骄傲。
有好几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决定了我出任剧院的资料管理员。比如有些领导认为我并没有表演的才能，但主要的原因是曹禺和焦菊隐以此对我加以保护。作为一个满族人，天主教徒，知识分子，艺术家，父亲又在台湾，又有这么多海外关系，在五十年代初开始的各种政治运动中，我很容易首先受到影响。如果把我放到一个行政职位上，我会受到更好的保护。不然，最根本的原因是，我是这项工作最合适的人选。作为资料员，我开始对剧院所有大师级的作品进行分类收藏，当时他们都还健在，包括曹禺、老舍和焦菊隐。人人都喜欢看到自己得到记载，名留青史。
足足两年时间，我没有上舞台，一直做资料员。当我被派到资料室时，我已经在老舍一九五二年创作的《家庭代表》中获得了一个角色﹣﹣企业家。事实上，在北京人艺的头十年里，我在老舍编剧的四出戏中扮演过角色，这四出戏分别是：《龙须沟》、《家庭代表》、《骆驼祥子》和《茶馆》。
我从来没有得到过正式的通知离开资料室，所以我应该至今还算那里的工作人员。可苏联专家一到，我在那里的时间就越来越少，最终全职回到了舞台。一九五三年第一位到我们剧院来的苏联专家鲍里斯·库里涅夫，是位真正的表演艺术家，他是莫斯科一所表演学校的校长。当时，所有的演员都非常想更多地了解在苏联流行的斯坦尼的表演方法。库里涅夫有一整套根据斯坦尼理论编的表演教程，要花六个月才能学完。而他在我们剧院一待就是三四年，在那段时间里，为我们剧院和中央戏剧学院办了很多培训班。那几年是中苏关系的"蜜月"阶段。必须承认北京人艺最优秀的老艺术家都是库里涅夫教出来的。
一九五六年，库里涅夫为我们导演了高尔基的《耶戈尔·布里乔夫和其他的人们》。为了了解各位演员的功底，他让我们试的第一场戏是第一幕第一场，人物有布里乔夫、他的情人、他的生意贩子、经纪人等等。我演的是位神甫。布里乔夫是位很出色的人，充满了活力、世故，遇事沉着。戏开场是布里乔夫和我从外面进来，那是俄罗斯的冬天，应该非常寒冷。作为演员我不知道这个场景里我的贯穿行动是什么。我尽量地回忆，因为我一生中也遇到过很多俄罗斯东正教的神甫。舞台的景里有一个很大的壁炉，是布里乔夫这样富有的家庭必备的。库里涅夫喊了开始，我们就从寒冷的外面走进来，完全出于本能，我接下来把后背转向壁炉开始烤我的屁股。所有在场的其他演员哄堂大笑起来。那位俄国老师，自己笑过之后对大家说："这个形体动作不是高尔基的原创，但是非常好的一手，这就是斯坦尼体系。"库里涅夫并不是百分之百纯斯坦尼，他更注重于外部形体及对角色的塑造，不仅仅是演员内心体验。演出很成功，那是苏联导演第一次在中国导戏。
接着又有更多的苏联专家来到北京。有几位表演教师到中戏，在中戏和我们剧院办了培训班，还有一位灯光专家、一位音响效果专家和我们的设计人员一起工作。我们得到了很多来自莫斯科艺术剧院的礼物。比如其中有一个巨大的滚筒能做秋季树叶落地的效果，还能做轻风吹拂的声音。那几年中，每个到剧院大楼的人都能看到十几位苏联人的身影。还有几位中苏友协派来的翻译。
慢慢地我们和这些苏联人交上了朋友。有时我们在一起野餐。有时他们带我们去他们的住处，在北京协和医院附近。我在剧院的宿舍里有一块苏联地毯，不是莫斯科产品，而是产自西伯利亚。这些苏联人有特别通行证，可以在来中国的时候途经西伯利亚买地毯。我记得和苏联专家们一起洗地毯。用根棍子抽打地毯，然后用水洗到看起来干净为止，可到第二天干了以后，还是有灰。
后来形势变了，苏联人要撤了。他们开始买一些古董、旧瓷器、老家具，而中国老百姓则奔走相告，议论纷纷。
"苏联人肯定要撤。"有人说。
"你怎么知道的？"其他人会问。
"我听见某某专家在那里商量怎么处理他的地毯……"
苏联人离开北京时，中苏关系已经很僵了。
艺术、技术领域的苏联专家撤离是通过最高层外交手段来处理的。我们在剧院并不完全了解究竟出了什么事，但能感觉到关系的紧张。我们中有几位胆大的私底下说苏联人还是干了不少好事儿的，特别是苏联的表演艺术一向水平高，对我们剧院有长远的影响，至今余泽犹在。我本人很欣赏库里涅夫。他还从苏联给我寄过一张圣诞卡。
我作为演员参加过的所有演出中，最重要的就是《茶馆》。一九五八年首次演出，当时北京观众从没见过这样的戏。通常，一出戏演一个星期就算不错了，而《茶馆》一演就是一百多场。《茶馆》于一九五八年上演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北京人还有着上剧院看戏的习惯，可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要吸引观众到剧院看戏已经很难了。"大跃进"后，经济情况急转直下，"困难时期"到了。
就在三年"困难时期"，吴世良生下我们的第二个孩子﹣﹣英达。他生下来有九斤，是个健壮的孩子，我们简直养不起他。其实我们要比大多数同事幸运，因为我私下里翻译点东西挣了点外快，我还能用这些钱偷偷地在黑市买食品。最后我们能熬过来还得归功于我妻子，她靠我们仅有的那一点点定量的粮食坚持了下来。不是每个家庭都如此幸运，两口子因为吃不饱饭离婚的都有。
那段时间的演出成了政治宣传，观众也就失去了兴趣。直到一九六二年、一九六三年，我们重演了一些类似《茶馆》这样受欢迎的好戏，又开始把观众拉回到剧场。可接下来，十年浩劫开始了，我们不再演出。艺术家们都被轰到乡下的干校，吴世良和我则被抓进了监狱。"文革"终于结束以后，剧院又把最受欢迎的几台保留剧目重整演出，因为青年一代从未看过这些戏。这时观众重归剧院，艺术家们重登舞台。尤其是《茶馆》，引起了巨大轰动。
老舍在"文革"中受冲击后自杀，是个巨大的悲剧。所以对他杰作的重演被认为是一种精神上的胜利。作为一名演员，我在他的多部戏中扮演过角色。对他作品的重新发现和欣赏使我十分高兴。一九四九年新中国诞生时，老舍就已经是一位名满天下的小说家，通过他和北京人艺的紧密关系，他又全身心地将他的才华投入了戏剧创作。他认为台上演的戏要比印刷的小说更容易让老百姓接受，因为看书是文化人的事儿。
在他第一次与剧院合作排演《龙须沟》的过程中，他发现焦菊隐是导演他剧本的最佳拍档。新成立的剧院里大多数演员都二十来岁，没什么积累，但在老舍的文字和焦菊隐的指导下，他们成了老舍作品的最佳演绎者。一九五○年建院到一九五八年上演《茶馆》，北京人艺上演了近十部老舍的剧作，其中包括根据他的名著《骆驼祥子》改编的话剧，我在其中扮演刘四爷。
《茶馆》这出戏的来由也挺有意思。最初的《龙须沟》版本中，有一场戏发生在一个小茶馆，而这场戏却大受欢迎，由此引出了用相同的场景创作一整台大戏的构思。老舍对中国宪法的民主化进程深感兴趣（这也为创作《家庭代表》提供了灵感），一九五四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部宪法出台后，老舍就中国宪法的发展史，以及在一九四九年之前立宪的失败写了一个剧本。他来剧院读第一稿时，大家的反应并不怎么热烈，他也准备放弃这个本子。但大家一致认为在剧本接近结束时，清朝末年在北京一个茶馆里发生的一场戏应当发展成为一个完整剧本。结果《茶馆》出现了。
这个剧有六十多个人物，时间横跨半个世纪，从一八九八年至一九四九年，叙述清王朝覆没，建立民国和解放战争这段时间茶馆的日常生活。老舍的舞台指示里要求整台戏中墙上贴着一张告示，上写"莫谈国事"，这一笔在当时是需要不少勇气才能写出来的。不像其他剧本，老舍从不直接涉及当时的政治敏感问题，却刻画出一群真实生动的普通人（也有奇人）形象，在此之前的舞台上从未出现过这样的人物。比如一幕当中最出戏的，那位花银子买年轻媳妇的庞太监，几近荒诞可笑，但同时却给剧本带来了真实的震撼力。
老舍是北京方言大师，他极了解市井人物﹣﹣从拉车的到掌柜的，从手艺人到当官的﹣﹣其语言驾驭能力是无可比拟的，这使他的作品，特别是《茶馆》，无法直译。一九七八年，我接受了这项挑战，把剧本译成了英文出版，在我们一九八 O 年欧洲巡回演出时，让英国和欧洲国家的观众也能欣赏这一名剧。
初演和重排《茶馆》以及后来的欧洲巡演中，我在第一幕、第二幕里都是扮老刘麻子，第三幕中演小刘麻子。刘麻子是角色中最坏的一个。这群人中有卖唱的，卖假货的，卖花生仁儿的，就他是卖人的。他是人贩子，拉皮条的，把年轻的姑娘卖给各路坏人。
老舍对我塑造的人物的评价我记忆犹新。
"您演得还不够坏。"他说，"但您千万别去演那个坏。"
老舍是位极有品位的人，没有什么是他不知道的。我们这些演员都非常喜欢他，因为他的宽宏大量，风趣幽默。
一九五八年，开始是让另一位导演排这台戏的，可他不行。他大概干了三个星期，大家都觉得这戏完了。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了。此戏角色之多、跨度之大，确实不是一般人拿得起来的。当时，由于政治原因，一上来没有让焦菊隐导演，因为他在"反右"运动中也出了问题。让他来导演还得由领导重新拍板。最后，僵持了二十天后，不得不请焦菊隐出马，整个局面顿时得以改观。当然那位原导演还是留了下来，基于我们当时的体制，也不可能把他给开了。我们得把他当导演供着，但没人真把他当回事儿。
焦菊隐是我所碰到过的最有学问的戏剧家，堪称导演中的大师。他在法国待过很多年，然后当大学教授，创办了中国戏曲学校，除了跟这么多北京人艺的话剧演员一起合作，焦菊隐还培养了国内最著名的京剧演员。
焦菊隐指导我扮演刘麻子这个角色时，常常把我叫到一边，具体钻研角色的不同侧面。刘麻子有自己的一套人生哲学，觉得自己的行为是理直气壮的。作为一名演员，光演其坏是不够的，这是我扮演这个角色时最大的挑战。
英若诚（1929—2003），我国著名表演艺术家、翻译家。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北京市剧协理事，曾任文化部副部长，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艺委会副主任，剧本室主任。先后主演了《骆驼祥子》、《茶馆》、《推销员之死》等经典名剧。此外，在影视表演方面也取得了蜚声中外的成就，是中国老一辈演员中唯一堪称“国际明星”的艺术家。英若诚先生不但是表演艺术家，同时还是一位优秀的话剧导演、也是中国当代最著名的翻译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