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小说：葡萄甜了

更新时间：2026-02-25 05:12  浏览量：1

我和古丽米娜的爱情始于喀什噶尔的春天，

却在乌鲁木齐的秋天戛然而止。

她说我们的爱像馕坑里的火，

烧的时候太旺，

灭的时候太快。

多年后，

我在老城区的茶馆里，

听一个老人说，

真正的爱情是慢慢熬出来的茶，

不是一下子烤熟的馕。

---

那年春天，我跟着县上的文物普查队进了喀什老城。

三月的风还带着点凉意，但太阳已经很慷慨了，把那些土黄色的老墙晒得暖烘烘的。巷子窄得只能过一辆驴车，两边的维吾尔民居像是挤在一起晒太阳的老人，墙壁斑驳，木头廊柱上刻着我看不懂的花纹。我们在一座据说有四百年历史的清真寺前停下，队长说这里有些老壁画需要鉴定。

古丽米娜就是那时候出现的。

她提着一壶茶，从旁边一扇蓝色的木门里走出来。那门蓝得像从天上撕下来的一块，门框上爬着干枯的葡萄藤，还没发芽，但你能感觉到它们在憋着劲儿。她看见我们这群背着挎包、拿着笔记本的干部，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你们是看老房子的吗？”她的汉语带着浓重的口音，咬字很用力，像要把每个字都嚼出味道来。

我说是。

她指了指那扇蓝门：“那是我家，房子比我爷爷的爷爷还老，你们要不要看？”

我鬼使神差地点了头。

她家的院子不大，中间一棵老无花果树，树下铺着毡子，几只鸡在刨土。她给我倒了碗茶，茶是砖茶，加了奶皮子，碗边有一圈淡淡的油花。她坐在我对面，阳光从葡萄架的缝隙里漏下来，在她脸上晃来晃去。

“你叫什么？”她问。

“我叫建设，周建设。”我说。

她笑起来，露出一颗小虎牙：“建设，建设，你们汉人的名字真有意思，是要建设什么吗？”

“我爸说，建设国家。”我答。

“那我叫古丽米娜。”她说，“古丽是花，米娜是天空的，天空的花。”

“你长得像花。”我说。

说完就后悔了。这叫什么话？土不土？

但她没生气，又笑了：“花好，花好看。”

那天下午，我没怎么干活，就坐在她家的院子里喝茶，看她进进出出地忙活。她穿一件碎花裙子，外面套着毛衣，走路的时候裙摆一甩一甩的。她妈妈从屋里出来过一回，看了我一眼，没说话，又进去了。

后来我才知道，她爸走得早，家里就她和妈妈，还有两个弟弟。她没考上大学，在巷口的裁缝铺帮忙，一个月挣八百块。

普查队在那个片区待了七天，我每天收工都绕道从她家门口过。有时候能碰见她，有时候碰不见。碰见了，就进去喝碗茶。碰不见，就在门口站一会儿，看那扇蓝门，看门框上那些憋着劲儿的葡萄藤。

第七天，我们要走了。

那天傍晚，我站在她家门口，想敲门，又觉得没道理。门突然开了，她端着盆水出来泼，差点泼我身上。

“你站这儿干嘛？”她问。

“我……要走了。”

“哦。”

她把盆放下，擦了擦手，看着我。

“你还来吗？”

我说我不知道。

她低下头，用脚尖在地上画圈，画了半天，说：“葡萄熟的时候，你来吃葡萄。”

我点点头。

回到县上，我开始给她写信。信写得很难，错别字连篇，但她说她能看懂。她回信也难，有时候半个多月才回一封，信纸上常有油渍和奶茶印子。她说她在学汉语，报了个夜校，老师是师范学校来的支教生，叫陈远志，比我说得标准。

五月底，葡萄开始挂果的时候，我又去了喀什。

这回是请了假去的，坐了一夜的班车，到的时候天刚亮。老城的巷子还没醒透，有几家店铺开了门，馕坑里冒着烟。我站在那扇蓝门前，听见里面有说话声，是维吾尔语，听不懂。

敲门。

她开的门，头发还乱着，看见我，愣了足足五秒钟，然后“啊”了一声，转身就跑进去了。

她妈出来，看了我半天，让我进屋。

那天的早饭是馕和奶茶，还有一盘子葡萄干。她妈一直盯着我看，看得我浑身不自在。她弟在旁边偷笑。她埋着头吃馕，耳朵红得像两片石榴皮。

吃完，她妈说：“你们出去走走吧。”

我们走出去，巷子里已经热闹起来，卖馕的、卖肉的、卖菜的小贩开始吆喝，驴车叮叮当当地过。她走在前面，我跟着，谁也不说话。走到艾提尕尔广场，她突然停下来，转身看我。

“你来干嘛？”

“吃葡萄。”

“葡萄还没熟。”

“那我等着。”

她笑了，太阳从她背后照过来，把她的头发镀成金色。

我们在广场边的露天茶馆坐下来，要了两碗茶。她问我县上怎么样，我说就那样。我问她夜校怎么样，她说陈老师回老家了，她不去了。然后又是沉默。茶喝完了，她又叫了一碗，把碗端在手里，看着远处说：“我妈说，你是个干部，我们家是卖馕的。”

我说我不是干部，我只是个画图纸的，我爸也是卖菜的，我妈在菜市场卖豆腐。

她转过头看我，眼睛亮了一下。

那天晚上，我没走。她在巷口的小旅馆给我找了个房间，一晚上十五块钱。房间很小，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窗户对着巷子，能听见外面的驴叫和人声。我躺在那张咯吱作响的床上，闻着从窗户飘进来的孜然味儿，心里乱得很。

第二天，我去了她家，帮她妈打馕。

她妈起得很早，四点多就开始生火，揉面。那面团在她手里像活的一样，一扯一甩，就成了一张圆饼，往馕坑里一贴，不一会儿就鼓起来，变得焦黄。我笨手笨脚地学，弄得满脸是面粉，她和她妈都笑。

那天打了八十个馕。

下午收工，她妈从馕坑里拿出一个烤得最好的，掰开，往里面塞了两块方糖，递给我。馕还是烫的，糖化在里面，咬一口，又甜又软，好吃得我差点掉眼泪。

她妈说：“你这个人，还行。”

我成了那个小旅馆的常客。每个月底，攒够了加班费，就坐夜班车去喀什。周六早上到，周一早上走，待两个白天一个晚上。白天帮她家打馕，晚上和她去广场边上的茶馆喝茶。茶馆的老人认识我们了，每次看见我们，就把角落里那张桌子留着，多放一个靠垫。

老人叫吐尔逊，七十多岁了，耳朵有点背，说话声音很大。他总跟我们讲他年轻时候的事，讲他赶着毛驴车从喀什去乌鲁木齐，走了整整一个月。讲他在路上遇见一个姑娘，给她摘了一把沙枣，那姑娘后来成了他老婆。

“你们俩，”他指着我和古丽米娜，嗓门大得半条街都听得见，“好好处，别像我年轻时候，傻。”

葡萄熟了的时候，她妈让我上房顶帮着摘。我从来没上过维吾尔人家的房顶，踩在那些木头架子上，腿都软了。她倒是一点不怕，爬得比我还高，摘一串，扔给我一串。那些葡萄又大又甜，紫色的皮上蒙着一层白霜，咬开，汁水能顺着胳膊流到肘弯。

我坐在房顶上，看着整个老城在夕阳里慢慢变成金黄色，看着那些清真寺的尖塔和密密麻麻的土房子，看着她坐在我旁边，裙子下摆沾着葡萄汁，突然觉得，这样一辈子也挺好。

那天晚上，我求婚了。

她没说话，只是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说我是傻子。

八月底，我回了一趟老家，跟我妈说这事。我妈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你想好了？”

我说想好了。

“那姑娘家什么情况？”

我说了。

我妈又沉默了很久：“你们以后住哪儿？孩子上什么学？你考虑过没有？”

我说没考虑过。

“那你考虑考虑。”

我考虑了。

回到县上，我开始打听调动的可能性。喀什那边有没有对口的单位？房子好不好租？少数民族子女上学有什么政策？问了一圈，答案都不乐观。喀什那边没编制，房子又贵又难找，孩子上学倒是可以上双语，但据说教学质量……

我没告诉她这些。

九月底，葡萄快下架的时候，我又去了喀什。这次待了三天。她妈开始催问结婚的事，说要是定下来，就得开始准备，她弟弟得腾出一间房，院子里得再搭个葡萄架，冬天之前把房子收拾出来。

我说再等等。

她妈脸上闪过一丝疑惑，但没说什么。

第三天晚上，我们在茶馆喝茶。月亮很大，照得广场白花花的。吐尔逊老人那天特别健谈，又跟我们讲起他年轻时候的事。他说他谈过三个对象，第一个是他妈给说的，他不喜欢；第二个他自己找的，家里不同意；第三个是他妈和他自己都同意的，结婚四十年了。

“爱情这个东西，”他说，声音大得邻桌都回头看，“就像熬茶，不能急，急了就苦。得慢慢熬，熬到颜色对了，香味出来了，才能喝。”

古丽米娜看着老人，点点头。

我看着茶杯，没说话。

回去的路上，她问我：“你心里有事。”

我说没有。

她停下来，站在路灯底下，看着我。灯光把她的脸照得一半亮一半暗，眼睛很深。

“你是不是不想结婚了？”

我没说话。

她等了一会儿，又往前走。

我们走到那扇蓝门前，她推开门，回头看我。我想跟进去，但脚像钉在地上，动不了。

“你回去吧。”她说。

门关上了。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听见里面有说话声，是她妈在问她什么，她回答得很轻，听不清。后来门缝里的灯光灭了，只剩下巷子尽头的路灯还亮着，照着那些斑驳的土墙。

我去了小旅馆，躺在那张床上，听着外面的驴叫和人声，一夜没睡。

第二天一早，我坐了最早一班车回县上。

车开出老城的时候，太阳刚升起来，把那些土房子照得金灿灿的。我透过车窗往后看，看见那些清真寺的尖塔，看见那些密密麻麻的屋顶，看见屋顶上那些还没摘完的葡萄架，然后什么都看不见了。

回到县上，我给她写信，写了好几封，都没寄出去。后来她来了一封信，很短，说葡萄都下架了，她妈腌了葡萄叶，包粽子用的，问我要不要。我没回。

又过了一个月，她来了第二封信，说她要去乌鲁木齐了，她表姐在那边开了个饭馆，让她去帮忙。信最后写着：“你说过你喜欢吃葡萄，来乌鲁木齐吃吧，这里也有葡萄。”

我没去。

秋天过去，冬天过去，第二年春天，我结了婚。对象是局里会计给介绍的，叫李玉芬，县一中的老师，城里人，父母都是退休干部。婚礼在县招待所办的，摆了八桌，喝了很多酒。

我有时候会想起喀什，想起那扇蓝门，想起她妈烤的馕，想起吐尔逊老人说的那些话。但我没再回去过。

七年后的秋天，单位组织去乌鲁木齐开会。会开完了，还有半天时间，同行的同事去逛大巴扎，我一个人在街上瞎转。转到一条巷子里，看见一家饭馆，门脸不大，门口挂着块木牌子，写着“古丽米娜餐厅”。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

门开了，出来一个维吾尔族小伙子，问我吃饭吗。

我说随便看看。

他点点头，进去了。

我透过玻璃门往里看，看见里面有几张桌子，墙上挂着照片，有葡萄架，有老城，有蓝天。吧台后面站着一个女人，低着头在算账。

她抬起头，往外看了一眼。

我转身就走。

走出去很远，我才发现自己一直在走，不知道往哪儿走。太阳已经偏西了，街上的人和车都多了起来，到处是喇叭声和人声。我站在一个路口，前后左右都是我不认识的路，都是我不认识的人。

旁边有个小茶馆，门口摆着几张矮桌子，几个老人在喝茶。我找了个空位坐下来，要了一碗茶。

茶端上来，我喝了一口，烫的。

旁边桌的老人看了我一眼，问：“外地来的？”

我说是。

他点点头，又喝他的茶。

阳光从屋檐下面斜着照进来，照在茶杯上，照在他那张满是皱纹的脸上。他喝得很慢，一小口一小口，喝完一碗，又要了一碗。

我突然想起很多年前吐尔逊老人说的话。我看看碗里的茶，颜色很深，香味很浓，应该是熬了很久的。

我问那老人：“这茶熬了多久了？”

他看我一眼，笑了：“从早上到现在。”

“这么久？”

“茶嘛，就得熬。”他说，“慢慢熬，味道才能出来。急不得。”

我看着碗里的茶，没说话。

他又说：“年轻人，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我说没有。

他笑笑，没再问，端起他的茶，一小口一小口地喝。

太阳又往下沉了一点，街上的人开始少了，有几家店铺开始关门。我看着那些关门的店铺，看着那些往家走的人，看着这个陌生的城市慢慢暗下来。

茶凉了，我没再要。

站起身，往车站的方向走。走了几步，回头看那个茶馆，那几个老人还在，还在喝茶，还在慢慢地熬着他们的时间。

我没回头，继续往前走。

走出去很远，我突然想起来，刚才那碗茶，我忘了给钱。